这基本上是白马非马的论证法，并无什么进一步的认识。（注：在一般人看来，“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是以“科学”一方获胜而结束的。但“人生观”一方显然不服气，张君劢在1934年撰写《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重新检讨十年前的论争，实即力图“翻案”；张东荪这一继续考辨或者即与张君劢的“清算”是互相配合的，他在文中以大禹是否存在来举例，显然有针对古史辨派之顾颉刚的含义。）五四人虽然认为所有学问都是（或应该是）科学，他们当然也知道科学中还有类型的区别，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江和他自己都“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恰将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方法考据颇相类。（注：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页。）反对“国故”的傅斯年后来提出“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也是相当有分寸的类似思路（他并不提将史学建设得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
    张东荪虽趋新（然未据主流），却有张尔田这样一位守旧而专事考据的兄长，所以他还承认“考据方法在自身本有他的价值，正不必影戤自然科学方法而后方有价值”。但对许多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凡属“中学”范围的学问已不见得高明，而考据更是被推翻的“前清”之胜朝余烈，科学对考据所起的正名作用的确至关重要。梁启超在1922年自供说，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承认其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具有想为史学“取得科学资格”的心态。（注：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页。）
    民初中国学人的一个主要关怀就是要使中国学术预世界学术之流，而中国学术的“科学化”是预流的重要先决条件。观许啸天1927年所辑的《国故学讨论集》（注：群学社1927年版，今有上海书店影印本。），特别是第二集《学的讨论》和第四集《人的讨论》，在在均可看到将中国旧学用西式学科名词或当时流行的新名词表述的“整理”意识，许多更已明白直接地表现在文章的题目上，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和《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黄近青的《中国文学史的大概》、无观的《墨子与科学》、甘蛰仙的《宋明哲学家的人格活动》、徐剑缘的《荀子的心理学说》、吴虞的《消极革命之老庄》和《墨子的劳农主义》、陈宗列的《商君政治哲学》、刘月林的《颜习斋的哲学》以及胡适的《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等。这些文章的一个总精神便是将文字流传的中国传统“科学化”，以进入“世界学术”之林；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明确将清人使用的考据定义为“科学”方法，更是典型的表述。陈独秀说其“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却甚能概括这些人的心态。
    张东荪特别点出“清朝学者”也是有深意的，不仅因为胡适已正面表彰清代学者考据方法的科学性质，更重要的是民国是以革命的方式代清，而各方面的“革命”都得到提倡恰是那些年的时代风气，则前朝学术似不应在新朝仍受推崇。由于“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如程千帆又几年后所说：清季兴起的今文经学已因“政局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倒是乾嘉“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注：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1日， 第2页。）考据之名正，以考据方法治学者便言顺，反之亦然。虽然程千帆等仍看见考据的“风靡”，其实北伐后治考据史学者多只能在学院派的研究群体中仍具地位（这里仍有新旧之分，新派多不承认“旧派”考据的地位），而与社会思想言说更接近的非学院派学术中另一种重视理论的史学明显上升（社会史论战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且对学院派构成巨大的冲击。
    可以说，北伐后两种史学的竞争是更早就开始的思想竞争的发展和继续，早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开后来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竞争的先河。这一竞争当然不仅是学术争端，而有着更广阔的关怀和社会、思想背景，此非本文所能详论；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双方都自称“科学”而且试图证明自己更科学。当时的社会认知也大致承认两者都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伍启元后来总结说，“科学方法最盛行有实验主义”，而“辩证法的唯物论至少也有同样的重要”。虽然“实验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常常施以攻击，这两派的学者至今还常常互相争论”，这并不妨碍它们都是“科学”的分支，而且是当时最主要的分支。（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9、38页。）
    张君劢在1934年认为陈独秀当年不过“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如果确是如此，则陈独秀可谓相当成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还是中学生的唐君毅后来回忆说：北伐以后，“上海的思想界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征服”。史家陈志让也认为，在那次的论战中，科学派虽然取得表面的胜利，却不久即“输给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张君劢分析唯物史观何以“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恰因为“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这一分析极有见识，唯物史观根本就是论战时“科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并非与“科学派”相异的另一势力。（注：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期，1934年7月1日，第8-10页； 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传记文学》第28 卷第 3 期，1976年3月，第18页；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思想界已先拔头筹的实验主义对唯物史观一度相当包容。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陈独秀解释他的“唯物的历史观”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胡适则认为“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他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物质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如果陈所说的“客观的物质原因”也包括“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心的原因”，这样的唯物史观他也“可以赞成”。（注：《陈独秀序》、胡适：《答陈独秀先生》，均载《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