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此说已相当恭维唯物史观了，但陈独秀还是不满，再申他“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些因素“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却不足与具支配地位的经济同等。简言之，“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表兄”。这确实是个重要的区别，一般都同意到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人学西方已跨越西艺、西政而到文化层面的西学阶段，所以新文化人多从西方“物质进步”中看到“文明”；而唯物史观对经济的重视很可能导致对更接近经济基础的西艺或“制造”的重新关注（后来的抗战更增强了这一倾向）。有了新思想武器的陈独秀即认为“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近代“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注：陈独秀：《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第30-32页。胡适曾寄希望于苏俄的认真办教育，以为可以通过这一努力由专政转化到民治。有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的陈独秀与胡适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认为，既然“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苏俄虽然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教育尚不能普及，胡适所期望的民治就遥远得很了。）欧美教育究竟何以进步且不必论，中国在戊戌维新之后确实存在重“教育”而轻“制造”的倾向却不容否认。
    我在别的文章中已说过，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前后曾主张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在十年后虽认为二者合不起来，当初却与中共有相当正面的呼应。（注：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实际上胡适到1924年还在与他的朋友陈衡哲讨论唯物史观，陈表示，“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 〔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注：《陈衡哲致胡适》（1924年5月28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253页。）这是陈衡哲回复胡适当年5月17日的信，据前后信揣测， 胡适在唯心与唯物史观中显然倾向于后者；而陈特别要辨明她同样“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也值得注意。胡、陈皆非一般意义上的左派，而其当时对唯物史观虽有保留但大致接受的态度很能提示那一时代的思想趋向。
    对本文的论题重要的是，“科学”在中国这两大分支取向虽然不同，却皆是“历史的方法”。伍启元指出：“实验主义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辩证法唯物论是用唯物史观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而两者的贡献也具体落实在史学之上：“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辩证法的唯物论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在史学方面”，即以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社会史。“《古史辨》的贡献是在破坏伪古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的在建设真古史；它们在现在所得的结论，虽然都不必是定论，但它们已为后来研究古史的人打开一条大路了。”（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68、73页。）
    伍启元是左派，所以他关于破坏与建设的区分有一定的倾向性（当时非唯物主义派的史家主张或实际从事古史“建设”的还大有人在，详另文），但他主张唯物史观派的工作是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的继续这一点，当时有不少人赞同。顾颉刚在1933年就说：学术是发展的，信古的清代学者整理古书的成果，传下来却“给我们取作疑古之用！所以然者，他们自居于‘下学’，把这根柢打好了，我们就可跳一极而得其‘上达’了。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极，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极。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要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此语或不免有自谦的成分，然决非虚伪。这段话的思路和口气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胡适1922年回应中共政治主张的表述，当时胡适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后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我们重在‘现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既然“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第3卷，第167-169页。）可知胡适、顾颉刚等那时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唯物史观的研究取向都至少一度采取“敬而远之”的包容态度（当然其间的保留也很明显）。
    顾颉刚到1935年回顾其学术路向的发展时说，1921年他开始辨古史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顾知道原来打算“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的计划太大，所以“马上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上”。（注：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第64页。）
    这段话清楚地提示了从事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诸公开始时的学术语境及此后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实际基本没有超出文献的范围，但开始时却非有意如此，而是原以为靠“整理”既存文籍就可解决问题；在认识到地下材料和社会分析两方面的重要性后，有些人也许追随，然顾颉刚却选择了缩短阵线的办法，变为有意识地仅从事文籍考辨的工作。也就是说，当年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最大的学术挑战来自“地下材料”和“社会分析”所代表的两种治史取向（而非仅唯物史观一种）。考虑到胡适等人谈“科学”时对“材料”和“方法”的强调，这两方面的冲击有多么强烈不言自明。
    最能追随时代的胡适在北伐刚结束时即有转变，以前最讲究“方法”的他转而强调“材料”的重要，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只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粪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的观点（可对比前引顾颉刚所说科学的材料可以包括星辰和尿溺的见解）只是“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从清儒到顾颉刚的中国学术，“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与西方自然科学以“实物”为材料的取向迥异，而成绩更不能比。胡适违背自己原来主张的发现恒星与发明字义平等的主张，不得不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甚至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这等于是提倡“以实物为材料的科学”去打倒“以文字为材料的科学”）。（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第2 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87-205页。按胡适在1936年说：科学与人生观这场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胡适：《丁文江这个人》，《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 页）。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学术而言，但在学术上则很可能是指唯物史观，说明他基本是对“地下材料”一方做出反应，而对唯物史观有更多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