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
    本来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而国学明显地是“中学”的近义词；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本身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那时许多人根本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得到采用（尤其胡适明确指出选择这一词汇就因为其中性），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即曾较有吸引力，惟不持久；到国故这一中性名称得到标举，并且是由留学且比较西化的胡适来表述，整理国故运动立刻如日中天。（注：只要认真考察，清季民初凡对中学取肯定态度而能具影响的，无不具有西方的色彩，《国粹学报》派已开以西学治中学之路的先河，《学衡》派更将此道光而大之。就像胡适在北大要能考据才足以使章门弟子心服一样，没有西方背景这一保护色或免疫力，也就几乎没有为中学说几分话的余地。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也就是说， 整理国故能在全国不胫而走，既有中国学人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胡适虽曾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说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但这未必是其全部的真意。（注：《胡适致胡朴安》（1928年11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97页。关于整理国故与胡适的民族主义， 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
    陈独秀确实看出了整理国故在这方面的实质，即“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胡适曾辩称他们的立场是中立的，但那只是将整理者自己置于一个超越的地位，即与所整理的国故似乎没有什么内在关联的地位。科学的超越性在这里得到凸显，整理者如果是科学家而不是具体的中国人，则国故也不过是研究的对象而已；但国故这一名称本身终揭示了整理者与被整理者之间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也正在于此，后来的反对者实际反对所有以“国”字开头的名目（详另文）。反对派的观念很清楚：国故本无多少整理的价值，至少在那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会妨碍引进不论以什么名目表述的西学这一中国当下最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观念渊源甚早，至迟也可追溯到甲午战后的严复）。
    有意思的是，如果依照民初人开始遵循的西学分类，国学或国故学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科学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本具有“分科之学”和分科治学的意谓。但国学或整理国故如果不“科学化”，其实难以成为中国学界注目的（哪怕是短暂的）主流。因此，“科学”落实到以史学为中心内容的“整理国故”之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国学“科学化”的进程；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虽然最后还是因不够“科学”而以下台告终）；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居然走向了“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论”，而“科学”这两大分支又具体落实为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这样的后果，即因这种种因素所促成。此时反思梁启超所说西洋学问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或能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意无意间怎样结合得一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