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离开我们已有60多年,但岁月的消逝并未抹去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不久前,郑异凡先生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所发表的《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①一文(以下简称郑文)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表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我想就此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供学界同仁参考和指正。 斯大林始终坚持抵抗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由于猝不及防,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苏军第一梯队(含5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几乎全军覆灭,德军在西北、西南、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300-600公里,深入苏联腹地,使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斯大林处变不惊,相继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等职,担当起领导全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重任。苏军迅速重组,在斯摩稜斯克、明斯克、列宁格勒城下浴血奋战,重挫顽敌,同时开始有组织地将大批人员和物资迁往东方,准备长期抗战。 因此,1941年初夏,尽管局势异常险恶,但在苏德战争上却并未出现像1940年5月法军全面溃败的那种局面,使德军统帅都大为懊丧。即使观点相当保守的美英军方也很快改变了过去悲观的看法,如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便指出:“认为苏联即将退出战争显然是过早了。”[1] 7月,为取得有关苏联抗战的第一手资料,罗斯福的亲信霍浦金斯奉命访问莫斯科,不仅和斯大林举行多次会谈,而且还作了实地考察。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深为苏联举国上下抵抗的热情所鼓舞,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我对这条战线深深信赖,这里士气特别旺盛,对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稍后,美国驻英特使哈里曼和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又组团访苏,经长期观察后,得出了和霍浦金斯同样的结论。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方面虽然都宣布将站在苏联一边,但由于怀疑苏联的抵抗能力,所以最初多少有点持观望态度,只有在得到上述可靠的情报后,才开始大规模援助苏联,如美国随即提供了200架战斗机和价值4100万美元的物资。 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再加上同盟国的巨大支持,因此即使在苏德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情况下,斯大林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向希特勒乞和。 1941年9月开始了莫斯科会战,斯大林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未离开苏联首都一步。12月5日,苏军转入反攻,莫斯科转危为安。也正是在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惊讶地发现还在1935年便相识的斯大林依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不仅就当时苏德战场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对战胜德国充满信心,而且还谈到了日后苏联出兵远东的可能性。[2] 斯大林是一个熟知俄国历史的人。1812年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后曾期待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会主动来求和,然而迟迟未见俄皇使者前来,后只得派人去试探议和的可能性,但却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只能弃城而逃。当时拿破仑已占领了莫斯科,而现今莫斯科仍在苏联手中,况且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莫斯科城下已遭到彻底粉碎。俄罗斯人民素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不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斯大林赞赏并尊重这种感情,连亚历山大一世也不屑干的事,他是决不会做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据说斯大林两次都是希望通过一位保加利亚大使(究竟是一位,还是两位,也弄不清楚,因为CmaueHot和CmomeHot在发音上相去颇远)去向德国方面转达乞和信息的。 保加利亚虽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但一向亲德。国王鲍利斯三世凭着他来自科堡家族有着日耳曼人血缘的关系,频频访问柏林,深得希特勒的宠幸。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他四处奔走,为德国摇旗呐喊,事后曾吹嘘,说正是他促成了慕尼黑协定的签订。[3]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曾为保加利亚问题与希特勒发生激烈的争执。1941年3月,保加利亚加人德意日军事同盟,随后又出兵协助德意占领整个巴尔干。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虽和保加利亚维持外交关系,但其外交官的行动却受到限制,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1941年9月,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投靠德国的行为予以尖锐的批评和指责。[4] 在此情况下,难道斯大林真会低声下气请求保加利亚政府出面在苏德间扮演中介角色吗?难道他真会洗耳恭听一位颇具“远见”的保加利亚大使的“开导”吗?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位保加利亚大使也决不敢隐瞒,肯定会不失时机将此事向本国政府汇报,因为此时的鲍利斯国王正急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忙着打算向希特勒邀功请赏呢! 莫斯科会战胜利结束,苏军又乘机开展冬季攻势,至4月已在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100-350公里。看来卫国战争初期最困难的局面已经过去,苏德战场上似乎出现了新的转机,斯大林本人的讲话和苏联报刊都隐约透露出可在1942年便结束战争的乐观想法。[5]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想法不切实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苏军重整旗鼓时,根本没有必要在1942年2月派人去和德国情报部门就媾和一事秘密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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