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动荡时期统治着巴黎的工人，虽未认识到劳动权的实质是要控制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但却提出了组织劳动、保护劳动权的要求，力图给共和国打上“社会”的烙印，迫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作了一些让步：成立了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设立了满足工人“劳动权”要求和实现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国家工场。然而，工人群众之所以信任资产阶级关于劳动权的许诺，在于他们受路易·勃朗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而主观臆想的“社会共和国”似乎在卢森堡委员会的形式中得到朦胧表现。
    事实上，卢森堡委员会完全是徒有其名的虚设机构。它是从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出发，趁势将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排斥出政府和欺骗性的满足了工人摆脱失业的要求。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个无钱无权的“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它给工人以幻想的幸福，为工人身上的枷锁装饰上虚幻的花朵。这个礼拜堂的祭司长路易·勃朗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17）。路易·勃朗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玩物。三月一日，在卢森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工人要求立即解决缩短工作日和废除转包工的问题，而路易·勃朗认为在没有企业主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废除转包工是不合适的。他的意见遭到日益觉醒的工人们的反对。三月十日，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委员会工人代表会议开幕式上致词说：“委员会的任务在于仔细研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拟订决议草案，经临时政府同意后，送交国民议会审议”（18）。其实，卢森堡委员会制定的一些社会改革方案，制宪国民议会根本置若罔闻。正因为这样，卢森堡委员会虽然是工人阶级共和国打上的“社会烙印”，而工人被奴役的状况，却依然如故。生活与时间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使他们通过卢森堡委员会看到路易·勃朗的说教是行不通的，只有自己在斗争的实践中开辟解放的道路。
    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建立国家工场法令的公布，是资产阶级政府借改组国民自卫军，解除工人武装另组别动队之外，对付工人们提出的组织劳动的要求，所采取的另一个阴谋措施，目的在于控制工人，并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公共工程部长马利透露说，掌握工人不只是“为了社会安定和拯救社会”，“可能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他们引上街头”（19），利用国家工场组织的工人去反对他们的阶级兄弟。同时，临时政府为了挑拨工农关系，煽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又以养活国家工场的工人为借口，强行向农民征收每法郎增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并向农民挑拨说：“工人还要夺取你们的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在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附加税，而巴黎工人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消费者，并误认为“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从而使农民在受蒙蔽的情况下，不愿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资产阶级施用狡猾的骗术，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切重要的阵地以及除工人阶级以外的各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工人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只有孤军反抗。先进的工人纷纷组织政治俱乐部和工人互助团体，其中以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主义者协会”影响最大。它出版报纸，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号召革命。布朗基从来不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组织劳动”来实现的。他认为：“武器和组织--这就是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消除贫困的有决定意义的手段。”布朗基的革命主张，启发教育了工人群众，在他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人俱乐部，成了革命工人活动的中心。虽然，布朗基的宗派主义立场不能把工人阶级有效地组织起来。
    共和国内部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与六月大搏斗
    选举制宪国民议会是二月革命后法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和严重的考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运用政治手腕孤立工人阶级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想收回在二月革命胜利初被迫作出的让步，以消除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实现资产阶级清一色的统治，三月五日，临时政府制定的法令宣称：“临时政府希望尽早把它为人民的利益和由人民指挥而行使的权力交给一个持久的政府”（20），并决定在四月九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成立正式政府。这时，工人群众珍惜二月革命争得的普选权，误认为借此会把工人代表送进议会，参加政府，以便解决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在巴黎工人中享有极大威信的布朗基派所领导的“中央共和主义协会”及时揭穿了临时政府的阴谋，向劳动人民发出抵制制宪国民议会选举的呼吁书，指出广大群众长期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和专制制度愚民政策的桎梏之下，缺乏民主知识，过早地举行选举，就是要他们“象瞎子一样去投票，完全受业主的摆弄”；“如果选举在目前举行，它将是反动的东西……将是对二月革命堡垒的一种厚颜无耻的挑战”。为此，布朗基派决定在三月十七日组织群众示威，迫使选举延期，并希望临时政府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可是，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先发制人。三月十六日，他们在巴黎街头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反对临时政府中赖德律·洛兰等民主派）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号。巴黎工人这时既然还把希望寄托在临时政府身上，因而认为今天资产阶级上层攻击赖德律·洛兰，明天将攻击共和国而恢复摄政，所以在三月十七日的游行中就不得不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初次交锋的开始。工人阶级虽然以自己的强大力量，迫使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推迟到四月廿三日举行，但它并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自己，反而因“三月十七日事件”中的“万岁”声，巩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