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事件”中，巴黎工人虽然表示了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临时政府看到日益增强的工人力量而十分畏惧，拉马丁哀叹道：“啊，这就是我们的六月二十日！我们的八月十日何时来临？”（22）因而，他命令内格里埃将军组织三百个外省国民自卫军营，以备危机时增援临时政府。马拉斯特也在积极组织别动队，加强市政厅的卫队，并经常去各区国民自卫军中做宣传，要求他们保卫秩序。四月十五日，临时政府开会，路易·勃朗两次提出警告说，四月十六日工人们将举行集会，并到市政厅递交请愿书。拉马丁、马拉斯特和马利等便借机派密使到郊区组织力量，并要求国家工场主任艾米尔·托马阻止国家工场的工人参加集会和游行，以便对集会工人发动攻击。
    四月十六日，约有十万工人于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举行集会，讨论选举问题时，资产阶级就在整个巴黎造谣中伤，说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领导武装工人集会，打算推翻临时政府并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煽动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来和工人相对抗。这时，工人群众曾在三月十七日事件中捍卫过的临时政府赖德律·洛兰，而今原形毕露竟然向别动队、城区和市郊的国民自卫军发出总集合警报，巴黎全城到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于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四月十六日事件”为借口将军队召回巴黎，加强了镇压力量。工人阶级从中逐渐认识到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本质，“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是难以实现的了。这样，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藏着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愈来愈接近决战阶段了。
    在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虽然工人阶级联合少数先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共同行动，但由于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势力面前退让，使工人阶级基本上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选举结果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压倒的优势获得了胜利，而工人代表在八百八十名议员中只获得十八个议席，致使工人对此大失所望。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很奇怪，为什么工人同资产阶级一起从斗争中获得的普选权只对资产阶级有利呢？为什么赖德律·洛兰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动摇和妥协呢？选举失败的教训使工人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要求与自己的利益是对立的；失败的教训也有利于工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加速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因此，在许多地区工人试图驱散选举委员会，爆发了武装冲突，尤以四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在鲁昂发生的冲突最为激烈。资产阶级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工人起义。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开始转入公开进攻，促使阶级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月四日制宪国民议会开幕，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五月十日，由制宪国民议会选出五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首脑，原来的工人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被排除于政府之外。这是名符其实的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里所争得的那个仅是主观臆想的“社会共和国”已经化为乌有。现在，共和国的任务是要使“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在内政方面，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还通过了禁止集会请愿，只准递书面请愿书的决议。在对外政策上，当时德意志、奥地利的革命正在高涨，波兰境内也爆发反抗俄、普、奥统治的起义。波兰人民把法国视作革命国家，请求援助。法国的新政府不仅拒绝，反而秘密勾结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反动统治者，支持他们镇压波兰和奥国的革命运动。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巴黎工人曾表示“甘愿贫困三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而今五月组成的共和国新政府，不但未改善群众的贫困境遇，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措施。巴黎工人这才看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原来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形式。被激怒了的巴黎工人在“俱乐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于十五日举行了十五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其中有一万四千名国家工场的工人第一次参加巴黎的工人运动。布朗基和卡贝代表工人群众向制宪国民议会提出给失业者工作、对富豪征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以及援助波兰革命等要求。当这些要求被拒绝时，于贝尔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解散国民制宪议会（23）。这时，群众中曾有人请赖德律·洛兰参加成立革命政府，他回答说：“我宁愿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出，也不愿与叛乱者为伍”（24）。令人发指的事实证明，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越激烈，工人阶级的斗争要求便更加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工人开始脱离他们的思想影响，独立地探索解放自己的道路。工人群众将阿尔伯和巴尔贝斯拥向市政厅去，在前次宣布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大厅里，宣布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现在，已经处于优势的资产阶级，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出动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驱散示威群众，逮捕阿尔伯、拉斯拜尔、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等人，同时下令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和许多革命政治团体。至此，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所获得的成果被剥夺罄尽。这样，法国工人阶级从二月到五月争取“社会共和国”的斗争彻底失败了，但它却“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25）。“五月十五日事件”之后，事态的发展更加明显地朝着这个方向急速前进。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必不可免的决战气氛已经笼罩着巴黎全城。
    这时，资产阶级反革命进攻步步进逼。五月十七日，执行委员会就任命屠杀北非人民的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为军政部长，调进大批听其驱使的军队进入巴黎。同日，《国民议会报》诬蔑国家工场说：“谁不知道国家工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盗贼的有力后台”（26）。该报强烈要求动用国民自卫军镇压工人“暴动”。六月二十二日，政府悍然下令解散国家工场，规定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则发往索伦省--疟疾流行的偏僻沼泽地区--垦荒或作其它苦役。执行委员会的马利还公开叫嚣，如果工人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将以武力对付之。这一反动法令把十万工人逼上绝境，工人们说：“与其远离家乡到索伦死于寒热病，不如在巴黎的炮火下牺牲。”这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竟日在巴黎市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马利！打倒国民议会！”“我们决不到索伦去！”潘庭广场上聚集着人群，布朗基俱乐部委员会委员皮佑发表演说，宣布在一八三○年七月和一八四八年二月流过血的工人是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并号召示威游行的工人拿起武器。在巴黎城郊的工人和贫民住区迅速筑起巷战工事。从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晨一夜间，在巴黎的东半部筑起了六百多个街垒，上面飘扬着巨大的红旗，上写着：“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打倒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现在工人们已不再理睬路易·勃朗的“马上放下武器”的说教了。从二十三日起，两大对抗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一次伟大的决战在巴黎展开。起义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者是“人权和公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退伍军官盖尔索济。根据这个计划，起义工人以塞纳河两岸郊区工人的居住区为基地，采取四个纵队分进合击的办法，把打击的目标集中指向内阁和议会。另外还组织游击队支援纵队的进攻。恩格斯曾肯定这个正确的作战计划，但也指出它的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注意到巴黎西部资产阶级住宅区内也有工人集中的居住点。如果在那里安置第五纵队，既可以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又可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钳制敌人的大量军队，并给以有力打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的批评完全正确。但是，恩格斯仍给盖尔索济以很高的评价，称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他以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而名垂史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