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上旬， “马关条约”中日本关于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的消息传到俄国，维特以其特有的嗅觉立即意识到如果让日本得逞，将严重影响俄国在远东的侵略利益。它将使日本从一个岛国变成一个大陆国家，从而成为对俄国扩张计划有严重威胁的邻国，沙俄在远东的全部侵略利益就会面临挑战。所以维特劝告尼古拉二世：“要是我们让日本这样做，我们将毁掉一切成就，以及陛下尊敬的父皇曾作过崇高巨大的努力，但尚未实现的极其宏伟的事业。”④维特深深感到，仅仅靠牺牲中国的利益求得补偿的作法已经不能满足他心目中的要求。为了确保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得以发展，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4月11日维特在大臣特别会议上指出：“日本之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日本靠从中国得到的二亿两白银赔款，会大大扩充军事力量，然后占领朝鲜，再把势力伸向中国东北和蒙古，不可避免要和俄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与其将来打仗，不如乘日本疲备不堪之机下手更利于达到目的。为此他建议：“我们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先给日本一个警告，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直至“对日本海军作敌对行动”，“轰击日本港口”。“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很显然，对日决裂的行动是作给中国看的姿态，以便日后推行其“和平征服”政策。4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亲自主持了一次大臣会议，正式通过了维特的主张，从此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就使“中俄密约”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可能。
    二
    为了达到目的，维特用心良苦地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他“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重金贿买”。⑤
    维特认为，扮作中国人的“朋友”，是达到“和平征服”的最好办法。1895年4月23日维特以中国保护者的姿态出现了。他纠集德法两国共同干涉还辽， 照会日本政府：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之事”。⑥随后，俄国便调动远东舰队，作战争准备。海参崴军事长官通知日本领事云：“奉本国政府之命，本处为临战地境”。日本侨民多仓惶撤走。日本在与中国打了一场人力、物力耗费殆尽的战争后，已经无力再进行战争，5月5日被迫同意撤出辽东，但向清政府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的高额“赎金”。“干涉还辽”是全盘“和平征服”计划重要的一步，从此中国便一步步陷入了维特布下的圈套。维特在取得对中国的政治接近后，便进一步追求经济上的控制。
    “马关条约”签订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了偿还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准备大举借债，于是各国争相而来。维特特别重视把这次贷款作为实现既定目标的经济手段，便借口还辽有“功”，逼迫清政府“先商俄国，方见交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国金融资本过活的俄国政府，自知无力单独承借这笔巨款，于是求助于法国，而排斥德国参加。迫于俄国的压力，7月6日在清政府的授意下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法银行在彼得堡签订“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四亿法郎，俄出资一亿五，法出资二亿五，折合白银一亿两。与此同时，又迫使清政府增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规定：“此款偿还过程中，不拘何故而发生中断或延缓时，俄国政府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对签订借款合同之银行团负责，惟中国国家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通过四厘借款，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华的财政控制权。维特深知银行垄断者的作用，于是借“四厘借款”合同签字之机，拉法国银行家入伙，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或曰“道胜银行”，银行的宗旨中特别提出了银行有权敷设中国境内的铁路一节，说明这是予谋的行动。7月26日维特在给沙皇的报告中解释说，它“将证明是掌握在俄国手中的，为执行同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密切关系的措施的很有用的工具。”不久，“道胜银行”在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它为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维特很注意控制“道胜银行”，把一切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其章程规定，银行“和中国政府所订任何合同草案都要事先呈请财政大臣批准。银行要事先获得财政大臣的同意以后，才有权从中国政府获得租借权及和该政府签订合同。”总之，“华俄道胜银行”在俄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成了维特推行“和平征服”政策的又一重要工具。银行资金为六百万卢布，俄国为八分之三，法国为八分之五。可是在八名董事中，俄国占五人，法国只占三人。董事长职务由俄国人充任。无怪乎俄国驻日公使罗生曾说，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
    无庸置疑，每一个行动都是维特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进行了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后，维特认为时机成熟，急欲订立一个条约，首先取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的“合法手续”，进而全面控制中国。
    1895年9、10月间，沙俄外交部配合维特先后派出四队人马，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勘查东三省地势。10月初驻华公使喀希尼照会清政府：“兹因本国政府在东三省毗连地方兴造西伯利亚铁路，又因此铁路将来或可与贵国满洲地方日后兴造铁路举办相接，自应将满洲铁路所经各地情节数端，预先查勘。”实际这是俄国政府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10月中旬，维特按捺不住，在彼得堡亲自出马，正式向许景澄提出：“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维特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借地造路的要求后，沙俄驻华公使喀希尼便不断在北京活动，多次出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类似要求。但客观形势迫使清政府不敢轻易答应俄国的要求。于是俄国便采用威胁手段。1896年4月18日喀希尼蛮横无礼地表示：“中国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当即受到吏部尚书翁同龢驳斥：“此路汝省八百里，我无分毫之利，勉力成之者为邦交也”。⑦碰了钉子的喀希尼哑口无言，十分狼狈，只好向沙皇外交部建议：“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向中国政府表示，中国若拒绝我们筑路，就将直接招致对它说来最严重的后果”。在半年多时间里，尽管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但是维特在俄国也好，喀希尼在北京也好，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