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曲的第三个来源是招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许多将帅为扩展自己的实力，采取招募与胁迫相结合的方式使走投无路的流民成为自己的部曲。如董卓之乱结束后，关中部分流民重返故土，“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在给荀彧的书信中谈到此事时言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注：《三国志》卷21《卫觊传》。）。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最后竟然发展到二千余人（注：《三国志》卷58《陆逊传》。）。可见在南朝，“将帅已下，各募部曲”的现象颇为普遍（注：《南齐书》卷27《李安民传》。）。如宋明帝刘彧宠信阮佃夫等人，阮佃夫“广募义勇，置为部曲”（注：《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陈后主统治时期，乱象尽现，陈后主还“敕遣（蔡）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旬月之间，众近一万”，数量很是庞大，尽成为私家依附民（注：《陈书》卷29《蔡征传》。）。由于部曲可以复除赋役，许多不堪重役的民众也将投充部曲作为避役的一种手段，“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注：《南史》卷70《郭祖深传》。）。尔朱容以“正光中，四方兵起”为契机，“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些招合来的“义勇”就成为尔朱容的部曲。尔朱容对其部曲加以严密操控的同时又披上温情的面纱，“严勒部曲，广召义男”（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奠定了其日后控制北魏政权的军事基础。
    部曲的第四个来源是赏赐所得和其他各种依附者。如高欢“以本预义旗”，一次就赐给崔 “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注：《北齐书》卷23《崔传》。）。窦荣定之妻是杨坚长姊安成长公主，颇受恩宠，杨坚赐给窦荣定“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不久窦荣定因“坐事除名”，安成公主颇有怨辞：“天子姊乃作田舍儿妻”（注：《北史》卷61《窦炽传》。）。这时的部曲已完全变成从事农业生产的依附者了。作为部曲的其他依附者虽然来源不明，但和宗主有某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不会有误。张孝秀辞去建安王别驾一职后，“遂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注：《梁书》卷51《张孝秀传》。）。竟陵人张兴世，少时家贫，依宗珍为客，“随王玄谟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注：《宋书》卷50《张兴世传》。）。北魏宁远将军鲁爽南投刘宋时，“率部曲及愿从合千余家奔汝南”。后鲁爽镇守义阳，“北来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注：《宋书》卷74《鲁爽传》。）。这些部曲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就是原来的宗族成员。
    可以看出，部曲成份颇为复杂，主要有宗族乡曲、亲党门生、故义附从等，其中以宗族乡曲为基本来源。这说明了部曲与宗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其关系的基础，这为部曲进一步演化为私家依附者提供了可能。
    二、部曲的职能与地位
    部曲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质上是豪强和将领的私兵或私从者，其数目的多寡决定着宗主实力的大小。因此许多豪宗强将在获取部曲之时孜孜以求，拥有为数不少的部曲。李典徙居邺时，随其一同迁徙的部曲有一万三千余口（注：《三国志》卷18《李典传》。）。庐江太守李术因有“部曲三万余人”，就不肯屈从于孙权（注：《三国志》卷47《孙权传》注引《江表传》。）。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时，有部曲二千余人。张承“领部曲五千人”（注：《三国志》卷52《张昭传附子承传》。）。孟达在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略》。）。东晋咸康以后，江陵诸将“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注：《晋书》卷28《五行志》中。）。桓谦“部曲遍于荆楚”（注：《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泰始二年，郑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义于陈郡城，有众一万”（注：《宋书》卷87《殷琰传》。）。侯景之乱，荀朗“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赈赡，众至数万人。侯景败于巴陵，朗出自濡须，截景，破其后军。王僧辩东讨，朗遣其将范宝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后，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蹰山。梁承圣二年，率部曲万余家济江，入宣城郡界立顿”（注：《陈书》卷13《荀朗传》。）。这说明在南朝，“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已成为普遍现象（注：《陈书》卷31《鲁广达传》。）。
    部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宗主政治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更成为将帅大族分割国家财税资源的一种手段。无论是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还是西晋的占田荫客制抑或北魏的均田制，都规定了官僚贵族拥有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的佃客，这就使豪强大族不仅荫有一定数量的合法客户，许多不堪重役的自由民也投充到大族的庇护下，使得豪宗大族占有更多的非法依附民。这些依附民在战乱之际，就会很快被宗主武装起来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因此大量部曲掌握在大族强帅手中后，无论是从军还是务农，都和宗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名义上招募来的部曲，对外公开身份是合法的士兵，不承担国家赋役，对内则是“率以力田”的劳动人手，具有佃客的性质。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佃客化的部曲”有一定道理（注：简修炜、夏毅辉《魏晋南北朝庄园社会的阶级结构述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赵翼说部曲“与僮仆稍异者，僮仆则在私家，此盖在官人役，与胥史同”，仅看到部曲的表象职能，没有看到隐藏在其后的经济关系。如李雄称帝后，任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李雄“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注：《晋书》卷121《李雄载记》。）。众多部曲的存在，不仅造成政权的不稳，而且使国穷民富的现象更加突出。统治者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一旦时局平稳，封建政权就要采取措施限制部曲的数量。如孙权就曾拒绝了骠骑将军步骘“求召募诸郡以增兵”的要求，其原因就是“豪将在民间，耗乱为害”（注：《三国志》卷61《潘濬传》注引《吴书》。）。萧齐初，李安民上书萧道成，建议将部曲“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此议被萧道成采纳，“故诏断众募”（注：《南齐书》卷27《李安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