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但到了同年4、5、6月间，主要由于美国在外交上的主动， 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方针进行了调整，试图通过外交接触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这一期间的外交接触和试探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7 月以后，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又回复到年初确定的不急于与之建交的政策上来。
    一
    1949年初，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确定基本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1949年1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策。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1〕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即使美国要承认新中国， 也是为了进行内部破坏。为了击破其内部破坏政策，最好无过于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它们〔2〕。 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3〕。 因此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不急于和美英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
    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1月 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4 〕中共中央认为，采取此种方针可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不仅谈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监督管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的方针，而且又一次涉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他说：“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5〕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 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6〕。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字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公开点明新中国将是苏联的盟友。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产生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新中国将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等北约国家〔7〕。
    1949年4月17日， 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谈道：“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8〕就是说， 即使美国承认了新中国，新中国也未必会承认美国。
    由于确立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中共中央随后又决定不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有外交来往和接触。1949年1月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明确规定：“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9〕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规定对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因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10〕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北平美国助理武官包瑞德上校曾极力设法同北平人民政府机关保持接触，希望促进美国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关系。当他去找北平人民政府负责官员时被冷淡地搁在一边，等候很长时间不予接见。原因是人民政权不承认他的外交官身份，因此不予接见和来往。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在1949年3 月给天津军管会写信要求进行外交接触亦遭拒绝，理由是“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11〕但是这一不承认、不接触政策在4月底和5月初却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