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3月16日，司徒雷登呈递美国国务院一份文件， 请求批准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外交接触。据周恩来讲，当时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拉关系，他的秘书傅泾波在香港也常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12〕。美国国务院很快同意了司徒雷登的请求。4月23 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继续留了下来以便相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在此之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北平、天津，美国领事馆不仅继续留下来办公，而且主动找共产党负责人来往，表现出相当的和人民政权建立和维持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原先的政策做了调整。4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3〕既然已考虑承认和建交，则和美国外交官进行外交接触和会谈便是必要的了。
    5月初，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 随之司徒雷登提出与黄华会面的要求。5月10月，毛泽东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会面， 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14〕。从5月13日起， 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数次会谈。
    5月13日，黄华正式会晤司徒雷登。 黄华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希望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司徒雷登表示他同样希望恢复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但他又说，只有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遵守国家之间的条约义务，才能奠定承认的适当基础。司徒雷登还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全国性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
    6月6日，黄华和司徒雷登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黄华在会谈中再次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残余断绝外交关系的必要性并提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司徒雷登则答复称，要外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只有成立了国家性质的政府机构才有可能。当司徒雷登问到能为进一步密切中美关系做些什么时，黄华答复说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司徒雷登对此未做任何承诺。
    6月初， 当黄华得知司徒雷登有意访问燕京大学后请示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6月28日，黄华答复司徒雷登， 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信，欢迎他回北平重访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随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并请求指示。美国国务院很多官员及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也赞成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但由于国会内亲蒋派反对声浪太大，美国国务院乃于7月初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15〕。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便流产了。
    以上情况表明，1949年5、6月间黄华和司徒雷登会谈期间，中共中央曾对其1949年初确定的对美英等国比较僵硬的不承认、不接触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松动，改为一方面不急于主动寻求美英等国的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美英采取外交主动的情况下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和试探，以致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外交试探和摸情况性质，随机性较大，并非一种比较确定的和长期性的政策方针。一遇到对这一政策不利的情况时，很快又会退回到原先的为反帝意识形态所主宰的不急于承认、不接触政策上来，后来事情的演变正是如此。即在执行这一比较灵活而务实的方针政策之时，中共中央也并未相应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以图改进中美关系，没有释放此前被监禁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在这期间，美国国务院曾指示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就释放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一事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交涉，都没有成功。
    在上述黄华和司徒雷登会谈、接触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认为美国出于其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本性，有可能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1949年4月底和5月初，美军在青岛地区活动频繁了一些，本是准备从青岛撤退，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美国有可能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征兆。5月23日， 中央军委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要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16〕尽管美军很快从青岛撤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后来也认识到美国不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但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和主要威胁的战略部署和思想准备并未因此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