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注意到物价、官俸、吏治之间关系的外国人当属英国人斯当东了。乾隆五十八年他作为英国首次正式访华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在中国短暂逗留期间曾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斯当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48）。一个外国人的皮相观察尚已触及问题的症结，则无论如何不能说深在其间的中国君臣未曾洞悉个中奥秘。然而，正如桂芳所说的“取民之制，如赋税之入，不能以其币轻而益之”，易言之，天下形势再变祖训亦必不可违。一代代君臣就这样一齐钻进了死胡同。即使晚清颇有新思路的黄遵宪仍未能完全摆脱“不加赋”的桎梏，他在力陈国家低税之弊后，仍说：“今司农竭蹶，天下所共知，而永不加征之谕，皇祖有训，载在方策，事固万万不可行”（49）。
    诚然，“不加赋”从创意上讲，未尝没有减轻农民负担、藏富于民的善良愿望。中国古代素以轻徭薄赋为圣王善政，清朝惩前明加赋而亡的覆辙，更以“永不加赋”为大训，历朝凛然恪守，不敢稍有变通。表面上看有清一代国家所征田赋极低，真可谓“深仁厚泽，论肌浃髓”，而实际上却因政府默许姑息大小官吏以数倍乃至数十倍正供的陋规弥补廉俸之不足，广大商民竟遭到不堪忍受的掠夺，国家财政亦由此巨大黑洞而大量流失（50）。晚清冯桂芬倡言养廉足“而后吏治始可讲”，他针对廉俸菲薄而愤慨质问：“（官吏）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朝廷果知之耶，抑知之而故纵邪？”（51）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巴林顿·摩尔也说“前工业社会”时期的中国，为解决官僚薪饷不足，又不“撼动整个社会的结构”，只好“靠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来解决问题”（52）。既然如此，章太炎说：“珠申之帝，衒不加赋以示恩”（53），并痛斥“永不加赋”云云乃“外窃仁声，内为饕餮”亦不为无因了。
    当然，清代贪风大盛的原因极其复杂，绝不是官员俸廉低一端所能解释清楚的。但通过探索俸薄背后隐藏着的更深刻的原因，无疑有助于对清代贪污问题的全面理解。搞清了桂芳所说的俸廉贬值与吏治的关系，再来探究他的第二层意思：“河工料价、军需口粮之属已多溢于例矣。”
    所谓“例”，即历年经各部院（主要是工部）议准的夫、工、木、石、口粮等价格，一般称“部定例价”或“官发例价”，其细则俱载《会典事例》。乾隆年间因物料昂贵以致例价不敷而无法题销之事已屡见不鲜，只得于例价之外稍给津贴，而最多津贴至例价一半而已，即使如此，缺口仍然很大（54）。嘉庆以后，问题越发严重。嘉庆十一年戴均元以河道总督前往清江浦催堵智礼两坝并抢护顺黄坝埽工，了解到运土每方需价一千七八百文，较之例价每方8分银几高出数十倍；河员还诉说：“凡工料按例皆已不敷，焉能逐项加增，亦难请加至数倍及数十倍”，只得以“宽估实收，通融册报”相蒙混（55）。如何“宽估”，又如何“通融”，这里面自大有文章。
    例价不敷非独河工而已。乾隆四十年浙江改筑鱼鳞大石塘，因工料物价“今昔不同”，原估银竟短缺约200万两之多，除皇上“恩赏”40万两，及查抄案等项下筹措数十万两外，不足部分由浙江通省官员自四十六年起每年各捐养廉1/4，分20年扣销银60万两，福建仿此分10年扣廉凑银30万两以弥补（56）。
    这种摊扣养廉旧款的办法也广泛运用于河工、军需等无着支出。嘉庆初曹汛大工因例价不敷，山东大小官员按年坐扣养廉，以致“通省枵腹从事”（57）。台湾林爽文之役例难报销军需银共179万余两，亦由闽省全体官员养廉内摊扣，预计至嘉庆二十五年方能还清（58）。
    因物价上涨而导致例价不敷使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如漕运、盐政、铜政、钱法等无不深受困扰。举事关全国财政金融稳定的滇铜为例，云南各铜厂采取官府预借铜本、厂民得铜之日缴铜还本的方式，康熙年间官铜定价每百斤三四两至五六两不等，后因食物腾贵、柴炭价昂，厂民所得铜价日渐难偿铜本，雍乾间虽屡经加价，仍无济于事。但因“度支之稽制有经”，“官给之价，难再议加”（59），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60），日积月累，逐酿成一次又一次“厂欠”巨案。滇铜生产自乾隆中达到鼎盛即开始衰落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格于成例，势不能再加铜价。
    通过上述事例不难看出，急剧上涨的物价业已突破了“部定例价”，而锢死的经费岁入又被通货贬值大大削弱，不得以只好苟且敷衍，即使勉强“津贴”、“加价”，“谥于”原定之例，也不过如杯水车薪，无补于事。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财政经制又如此死板，地方更不敢轻易举事，各省督抚俱视动帑兴利为畏途。乾隆中著名督抚陈宏谋曾指出：“司计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免目前驳诘，又可少日后干系”，他深为忧虑地说：“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地方诸事，日就废弃，并非长策也”（61）。总而言之为“不加赋”所框死的财政经制已完全制约了中央及地方用于能量型的财政开支，这只能造成经济停滞、财政状况益发窘迫的恶性循环的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18、19世纪之交，当西方武装侵略的危险日益迫近时，中国国防的落后已暴露无遗。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不仅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最新产品，而且也带来了可用于实战的新式火炮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军舰的模型。是年八月底，乾隆巡幸返京后很快前往圆明园观看英国“贡品”，对一艘装配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据斯当东的记载，乾隆向在场英国使团人员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62）。而《清实录》记载，乾隆于参观之后立即通过军机处密谕有关督抚：“英吉利在西详诸国中较为强悍”（63），九月初一再次密谕沿海各自督抚加强海疆防范，谕称：“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64）。乾隆确实说了些看不起英夷的大话（65），但其内心深处已意识到制海权已为英夷控制，装备陈旧的大清水师绝不能与敌周旋海上，因而他才退而强化陆防。显然，国防的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财政短绌和财政体制的缺少弹性。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不加赋”对世界形势剧变中面临变革的中国的束缚是何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