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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对“不加赋”利弊的检讨由来已久。康熙时治河名臣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准古证今，就低科算，“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而现征额赋尚不及此数1/3。他深感赋税过轻，并认为由此造成了水利不修、赋轻民惰和生者寡而食者众三大弊（66）。应该承认，靳辅所估应得岁额之数并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绝难成为现实。从理论上讲，靳辅此种生财裕饷之道不仅与儒家不言利或罕言利（67）的传统思想相悖，且极易滑入重赋敛民的危险歧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清丈、垦荒之类举措求得以实际耕地为准征赋的办法窒碍重重（68）。靳辅的计划行不通，正如历史上王安石方田、张居正清丈只能以失败告终一样。总之，这是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的两种对立思路，王安石、张居正、靳辅，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雍正在内，其作法尽管言之成理，在当时都难免受到正人君子的责难；而范文程、朱轼、康熙、乾隆等所谓醇儒仁主墨守并非无懈可击的轻徭薄赋政策却总是博得普遍的赞颂。
    然而，当中国历史进入到18世纪以后，“不加赋”作为一种千古美政却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似乎是桂芳最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提出的“使工无作淫巧，商无致罕异，驱游惰之民而返之南亩，令粟菽布帛之积所在充牣”的疗救药方却委实令人十分失望。桂芳与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对因人口膨胀、物价猛涨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均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幸的是，他们囿于传统的观念。都不能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以推进社会变革的方案，而只是力图恢复昔日以农为本、井然有序、风尚淳朴、宁谧清静的田园时代。因此，桂芳等人对“不加赋”的非议虽然较之靳辅的主张有更珍贵的认识价值，其实质却是保守和反动的。
    这种在传统思想框架中徘徊的状况直到晚清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黄遵宪通过在日本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对“永不加征”的国策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全面的检讨，他倡言学习西方“以天下财治天下事”（69）的财政思想。严复进而明确指出：“赋无厚薄，惟其宜。就令不征一钱，而徒任国事之废驰，庶绩之堕颓，民亦安用此俭国乎？且民非畏重赋也，薄而力所不胜，虽薄犹重也。故国之所急，在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70）至于如何“开利源”，黄遵宪则提出“群工众商，皆利之府”（71），只有发展工商业，尽辟地利，才能缓解人口压力，广开财源。黄遵宪、严复等有识之士在欧风美雨浸润之下，开始走出了赋重、赋轻的争论误区，跳出了传统治国理财思想的窠臼，尽管他们的批判还不尽彻底，毕竟使在黑暗中艰难探索中国出路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微弱的曙光。
    18世纪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已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蹒跚地迈进了由传统通向现代的门槛。人们处处感觉到已经僵死的旧体制所面临的由人口膨胀带来的空前压力。正像旧的躯壳已不能容纳体内新生活力势必蜕变一样，中国社会内部也正酝酿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由于西方冲击日益剧烈而显得格外迫切。然而，中华民族因袭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清朝统治者对外域文化思想又采取拒斥的政策，因而贻误了这一变革的宝贵时机，留下了千古遗恨。通过研究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许会促使和加深今人对这一段历史经验的反思吧！
    注释：
    ①（49）《日本国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总96，台湾文海出版社，卷16，23页。
    ②（53）《訄书·不加赋难第三十三》，《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册，76-77页。
    ③《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卷2，35页。
    ④《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401页。
    ⑤《平准学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5辑，上册474页。
    ⑥《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29页。
    ⑦⑧《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6，9-10页，卷9，12-13页。
    ⑨《清世祖实录》卷53，17页。《清朝文献通考》考4858，商务印书馆。
    ⑩《清圣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5，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