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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初年“义利之争”辨析(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开学报:哲社版》 杨志玖/赵文坦 参加讨论

《元史·赵良弼传》载,蜀人费寅以私憾诬廉希宪、商挺有异志,元世祖曾召赵良弼诘问:“会平李璮,得王文统交通书,益有疑二臣意,且责良弼,无所不至,至欲断其舌,良弼至死不少变,帝意乃解。”可知,赵良弼与王文统之进用亦有关系。
    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都是较早进入忽必烈潜邸的汉族士人,廉希宪是汉化较深的西域人,十九岁入忽必烈的潜邸,忽必烈对他“恩宠殊绝”。王文统之进用,固然由其足智多谋、才智超群,但深受忽必烈宠信的刘秉忠等人的举荐是重要的外部原因。
    其实,据《元史·王文统传》,元世祖早在潜邸时期,访问才智之士,就“素闻其(文统)名”,可见除了上述诸人外,推荐王文统者更有人在。据《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五月,史天泽出任右丞相前,忽必烈于十八日己卯,召前济南宣抚宋子贞、真定宣抚刘肃、河东宣抚张德辉、北京宣抚杨果于内殿,以用辅弼为问:“杨果等前奏曰:‘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以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王文统径画其间,则省事成矣。’”过后,当月二十一日,在中书省“庆新除”的宴会上,史天泽却说:“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
    《中堂事记》这两条记载反映出:史天泽虽以“累朝旧臣,勋硕昭著”出任右丞相,只是用他的“人望”摆个门面,实际上还是“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的王文统董理省政。史天泽的一席话也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词,其间亦含有对王文统的支持、抚慰之意。史天泽对王文统的实际执政有一种保护伞的作用。同时还反映出,称誉王文统者并非仅有刘秉忠、张易、廉希宪、商挺等人,史天泽、刘肃、张德辉、杨果之辈对王文统之材略亦十分膺服。
    杨果等人的奏言还透露出另一种信息,那就是王文统以一介“布衣”,“骤加登庸”,不免引起了物议和嫉妒。所谓“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当指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物论”而言。
    王文统在任平章政事近三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进行改革,即推行钞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⑨但也会因此而引起“正统儒士”集团的嫉忌。
    三、窦默、姚枢、许衡的遭冷遇
    和王文统的受重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窦默、姚枢、许衡等“正统”儒士却受到了冷遇。《元史》卷一五八是姚枢、许衡、窦默的合传(附李俊民传),都是根据他们的《神道碑》、《墓志》或《考岁略》之类文章编纂的,《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的作者是姚枢侄子姚燧,《鲁斋考岁略》的作者是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元朝名臣事略》中的《内翰窦文正公》是节引李谦所撰的《墓志》和《神道碑》。《元史·李谦传》较简,特别是中统初年事迹,非常简略。因此难详他与窦默之关系。《中堂事记》记他中统初为翰林侍读学士,与窦默当有同事之谊。《窦默墓志》、《神道碑》既由他来撰写,足见其关系非同一般。大凡《神道碑》、《墓志铭》之类文章,溢美之辞常有,甚至有掠人之美、夺人之功者。比如设计平定李璮叛乱之策时,本是王磐知李璮内情,姚燧却写成是姚枢料敌神妙。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三人的《墓志》《神道碑》之类文章中窥见三人之进用与中统初年之遭遇。
    其实,许衡本是以“占候卜筮之术”进用,窦默以医术精湛进用,并非靠其所学儒家道学进用。姚枢为窦默荐引,未审姚枢是否精通医术、占卜或方技。(11)《元史·姚枢传》记姚枢被赵璧奉命召至忽必烈潜邸,忽必烈“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其中,删去了《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的一段。姚枢之《神道碑》说,姚枢既至忽必烈潜邸,忽必烈“大喜,及客遇之,裨居卫从后列,惟不直宿,时召与语,随问而言。久之,询及治道……”。由此可见,姚枢初入忽必烈潜邸也只是作为宿卫士被“客”遇。窦默《墓志》记窦默至忽必烈潜邸,“首以三纲五常为对”,忽必烈对他“接(《元史·窦默传》改“接”为“敬”)待加礼,不令暂离左右”,又赐以玉带钩,极尽抚慰之意。窦默何时离开忽必烈潜邸,史无详载,《墓志》说:“逮公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岁以为常”。《元史》却将“逮公”删去,加为“久之”。可是到中统二年八日就有命大名等路宣抚使岁给窦默衣粮的诏令(《元史·世祖纪一》),可见窦默在忽必烈面前并不得志。
    许衡与忽必烈的关系尤其微妙,耶律有尚《鲁斋考岁略》中的有关记载非常暖昧。中统元年五月,许衡应诏到上都,入见忽必烈,《鲁斋考岁略》记载了许衡第一次与忽必烈见面的情形:“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务农,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七月还燕。”这次谈话并不投机,场面尴尬,忽必烈对许衡的冷淡是必然的了。时隔一月,许衡便返回燕京,未见任何除拜。
    姚枢、许衡、窦默诸人以“正统儒士”自居,以“济天下”为己任,却遭冷遇,由此对出身“布衣”,“学术不正”,而又“骤加登庸”的王文统产生妒嫉与矛盾以致与其争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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