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义利之争”的辨析
    （1）关于姚枢等人言王文统不可用为相职
    唐长孺先生《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业已指出，所谓姚枢言王文统“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只不过是姚燧“为其亲者讳”。（12）至于许衡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并不见许衡《神道碑》和《鲁斋考岁略》，当属《元史》编纂者的粉饰之辞。
    王文统因李璮之乱被诛后，元世祖对近臣说：“曩言王文统不可用者，惟窦汉卿（默）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宁不思之耶？”正说明《元史·许衡传》与《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所载姚枢、许衡言王文统不可用事皆系不实之辞。
    （2）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之事
    《元朝名臣事略》引李谦撰《墓志》：“一日同在上前，复面斥之：‘此人学术不正，必将坏天下后世，不可久成相位。’”所谓“同在上前”应是窦默与王文统同在元世祖前。此《墓志》本未言许衡、姚枢、王鹗等人在场。
    《元史·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六月己酉）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怿而罢。”这里加上了王鹗，然《元史·王鹗传》及《内翰王文康公》皆不载此事。（13）
    至《元史·窦默传》：“他日，默与王鹗、姚枢俱在帝前，复面斥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在场人又加上了姚枢。
    这样层层加“码”，至《元史·王文统传》，在场人又加上了许衡，然《元史·许衡传》及关于许衡的《神道碑》、《考岁略》之类皆不言许衡在场。
    所以，假使窦默真的曾经面诋王文统的话，也没有王鹗、姚枢、许衡诸人在场。既然修史者可以随意加上几个在场的人，那么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也很值得怀疑了。
    据王恽《中堂事记》，王文统以中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受命行中书省事于燕京，于六月十二日离开开平南去燕京。而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按《元史·世祖本纪一》的记载，是六月己酉，即六月十九日，王文统此时已离开开平七天，窦默何得在元世祖前面诋王文统？
    假使《元史·世祖本纪一》记时有误，窦默面诋王文统之事在王文统离开开平之前，然王恽何以未记此事？且不说王恽把王文统与前省官祃祃的辩论作了许多记录，也不说王恽把他本人与三相的义利之辨作了记述（见下），就连“详定官杨威以星变陈书省官，宜解机务以避贤者，不然且有大咎”这样的政争苗头也作了记载。（14）如果窦默真的面诋王文统，王恽不会不作记录。是否王恽慑于王文统的权势讳而不书呢？也不尽然。《事记》虽是当时的“直省日录”，但只是个人的日记，并未公开，直到至元二十四年，王恽才把它“略为修饰”并题名为《中堂事记》，仍然“藏之箧笥”以待异时“索野史”者之用（该书序言）。此时王文统早已死去，用不着避讳。《事记》记中统二年四月十日，王文统、张文谦、廉希宪三相“会议政事，因论功利”等事。且曰：“世代下衰，其势有不得不尔者”。王恽却说：“功利既不能弛，心与术亦不可不辨也。”三相听后，“愕而起”。王恽这一直率的话，与窦默的意见基本一致（《秋涧集》卷六十七王恽撰《太子少傅窦公制》称其“询治体以纲常为言，论人臣以功利为末”亦可证），假若窦默果然面诋文统，把他的话记下来，不更显出王恽的品德与卓识吗？
    再据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王文统在私第置酒，“会刘才卿（肃）、姚公茂（枢）、王百一（鹗）、窦汉卿（默）、张耀卿（德辉）、许仲平（衡）、李士都（昶）”。“盖留别故也”，即临别的宴会。王文统与窦默等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激化到“面斥”的程度，王文统恐怕也不会置酒招待了。
    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同时又荐许衡，以致引起元世祖不悦之事，《元朝名臣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引述的《窦默墓志》中并没有荐许衡的记载，是否被苏天爵删掉了，已不可知。但同一《墓志》却记载了元世祖即位后窦默推荐许衡的事：“上即位，首召至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衡即其人也，万户史天泽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泽为丞相。”却不见许衡下文。
    许衡虽在甲寅年（1254）被忽必烈征为京兆教授提学，但并未被忽必烈召见。中统元年五月，许衡被召至上都，前已述及忽必烈召见许衡的情形，却未见窦默所谓许衡“犯颜谏诤，刚毅不屈”的性格。当年七月，许衡即由上都返还燕京，未见任何授拜。至元初，元世祖曾与翰林待制孟攀鳞论王鹗与许衡优劣，孟攀鳞对曰：“百一（王鹗）文华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经传道，可为后学矜式。”“帝深然之”（15）。元世祖对许衡如此了解，许衡在中统二年被征为怀孟教授，就不足为怪了，许衡之不能取代王文统更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