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王文统排斥姚枢、窦默、许衡等人
    至于王文统排挤许、窦、姚，笔者以为亦不见得，按《中堂事记》，中统二年秋八月辛卯（即八月一日）“征君许衡怀孟路教授……窦杰（杰乃默之误）授太子少傅，……宣抚姚枢授太子少傅”，可知《鲁斋考岁略》所记“五月”实误。耶律有尚、姚燧等人对许、窦、姚之讳饰，于此可见一斑。再按《中堂事记》“（八月）七日丁酉，许教授改授国子祭酒”，“八月戊戌（八日），太傅姚枢改授大司农”，而窦默“仍翰林学士承旨”（《元史·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八月七日、八日距王文统离开开平已近两月，许衡等三人除授之事与王文统又有何干？
    王文统之超群才干，在中统初年之卓越政绩，特别是推行储行钞法的成功，不仅获得了元世祖的信任，也得到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敬重。《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六月十二日未刻，王文统陛辞皇后及皇太子，“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窦默虽在潜邸时期就教授皇太子真金，后来真金又为汉法派领袖，与阿合马作斗争，但未见中统初年真金对姚枢、窦默的任何奖谕。《鲁斋考岁略》所云“窦公既以言文统不中，欲依春宫以避祸”之事与许衡一番“姑舍其不安于义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来，傅与太子相见则就西位东面，太子东位西向，公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的议论，未免虚诞之嫌。因为其时王文统早已不在上都，至于三人不愿拜命的真正原因，想是因为真金象元世祖一样，正信任王文统，而窦、姚、许则显然遭到了冷遇，此亦耶律有尚为许衡等人之讳饰。
    史称王文统“为人忌刻”，除前揭王文统排斥窦默、姚枢、许衡一事外，又记王文统忌刻张文谦、郝经等人。《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记元世祖即位之初，张文谦与王文统共事，“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遂求出”。（16）然张文谦以本职出行大名等路宣抚司前，对王文统所提蠲免赋税的建议，亦能采纳。《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王文统与廉希宪、张文谦三相共商朝政，常轮流在三人府第议事，三相关系甚融洽，未见任何抵牾。《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记中统二年五月，姚枢被任命为东平路宣抚使，“制下，受命即南，或劝其无行，当入觐陛辞。公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17）当时人对王文统才干之称赞，已如前揭。而姚枢之才干，除窦默稍有称道外，未见当时人的称许，王文统何能怕他夺位？这显然又是姚燧为其亲者讳。至于王文统忌郝经重望，排置异国，阴属边将违诏侵宋，沮挠使事，欲假宋人手害之之事，亦未免有耸人闻听之嫌，不足为信。王恽曾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文谦三相辩论“功利心术”，但不久王恽即由详定官进为翰林修撰，王文统并未对王恽忌恨报复。
    综上所述，言王文统不可用者，仅窦默一人。窦默言王文统不可在相位，起初只是上书影射，后来可能向世祖直言之，并推荐许衡取代王文统。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笔者认为没有发生；谓王文统忌刻，未免污蔑之嫌。这些不过是后人的夸张，是对窦默、姚枢、许衡等人变相的谥美而已。
    姚燧、耶律有尚等人为“亲者”“贤者”粉饰的做法，丝毫也不奇怪，试看刘秉忠在王文统被诛杀前后的态度可知。刘秉忠本是王文统的推荐者，其关系当非同一般。王文统南下行省燕京之际，中统二年六月七日，刘秉忠“令僧逸以良马二匹来饯”，（18）六月十二日，王文统到南平时，刘秉忠“令左右迎侯于道者，踵相接也。上人（按：“上人”是对刘秉忠的尊称）待遇甚恭，极宾主之礼”。（19）刘秉忠对王文统何等敬重！何等殷勤！李璮之乱后，刘秉忠的态度如何呢？《元史·王文统传》记忽必烈亲自审讯完王文统后，召来窦默、姚枢、王鹗、僧子聪（即刘秉忠）及张柔等人，示以李璮与王文统交通书说：“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张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世祖又曰“汝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刘秉忠的态度和其他文臣的态度一样坚决。刘秉忠尚如此表态，其它省臣与幕僚更是唯恐与王文统划清界限不及。如有人在王文统执掌朝政时就曾反对王文统，不是更能表现出他的先见之明吗？姚燧、耶律有尚之褒此贬彼的笔法，大约正出于这种心态和动机。
    就王文统和窦默、许衡等人之间的矛盾而言，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学术争执。而就他们各人的学术来说，王文统是金朝经义进士，并非不懂儒家的义利之辨，只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书生，他有朝士罕见的材略规模和很强的务实能力。至于王文统是金朝的经义进士，亦大可不必怀疑。虽然除了王恽的《中堂事记》外，尚无旁证，然王恽在王文统属下工作一年有余，朝夕相处，记载当不会有误；至于没有旁证，也不难理解，既然明初修史者将他列入《元史·叛臣传》，对他是金朝经义进士自然也就忽略不记了。（20）
    窦默、许衡、姚枢与王文统的矛盾，除了“义利之争”的表象外，更多地带有嫉妒和争权的性质。窦默影射王文统而推荐许衡，可能是许衡本人的意思，许衡的《神道碑》说：“时相王文统用事，（窦默）在上前屡斥其学术不正，……盖窦言本出于先生，文统亦颇疑之。”（21）这是深可玩味的。
    从来烜赫一时而因事被杀者（确系冤死，后被昭雪者除外），多半蒙受恶名。而生前反对过他或自称曾反对过他或被其“迫害”者则引以为荣，或称有“先见之明”，或谓为“嫉恶如仇”，其亲朋后人为其立传时不免有粉饰夸大之嫌，（如记窦默由“上书”改为“面诋”，由“少傅”改为“太傅”）这几乎是历史上习见不鲜的事了。窦、姚、许与王文统之争似乎也难逃这一历史“成规”。本文的写作，并非有意贬低窦默、许衡、姚枢诸人而抬高王文统，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史籍记载的中统初年的“义利之争”作一些辨析。是否有当，尚祈专家学者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