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共和派窃取革命成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帝国和王朝的统治。但是，不满一年，革命争得的普选权却把共和国断送了。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流氓借助他伯父拿破仑一世的亡灵，赢得了全国大多数的选票，做了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且前后君临二十一年之久，成为法国近代执政最长的人物。法国被开了一个“世界历史中的玩笑”。对于这样一个“荒谬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①，马克思恩格斯从貌似反常的现象中，洞察到了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他们从事变开始时起就写下了大量著作，“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揭示了第二帝国产生的“内在因果联系”②，从而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说过：“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③对此，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都曾引用和引申，用以分析说明波拿巴上台的原因。但一些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主要是苏联的著作，往往离开了对现实关系的分析，或者过分强调路易·波拿巴的蛊惑力量，并把整个事件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意志；或者把“农民的王朝”中的农民简单地解释为落后农民。例如，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认为：路易·波拿巴能够当选为总统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的落后农民中间还流传着拿破仑第一曾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的神话；……”（这种看法在我国史学界有一定影响）。这就没有反映出马克思讲的“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政变。”④的思想。我认为，马克思说的“农民的王朝”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农民的王朝”并不是简单地指落后的农民，或所谓富裕的农民。因为，“恰恰在最红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⑤从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情况来看，投波拿巴票较少的是天主教势力雄厚的保守主义基地--西部，以及共和派势力较强的中部和南部。而选波拿巴的人数较多的北部恰恰是资本主义农场比较发达，租佃小农很多（1862年估计前者为40万户，后者为100万户）。就地区贫富来看，西部沿海倒是肥沃而富裕的地区。而从地区文化程度看，据1862年的统计，文盲比例小于20％的地区几乎全在北部。⑥
    其次，“农民的王朝”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波拿巴欺骗农民的蛊惑政策的结果。因为在波拿巴当选总统六天之后，就恢复了盐税，就职一周年时又恢复了葡萄酒税，并且始终保留着四十五生丁税，还拒绝农民关于归还十亿法郎的请愿。并于1850年1-2月间颁布了一系列反农民的法律。 这些赤裸裸剥夺农民的税收和法令并没有妨碍他在1851年12月的全民投票中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选票，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那么，“农民的王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第七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由于小农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方式，他们既形成为一个阶级又不是真正联合为整体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⑦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法国农民的政治影响，造成路易·波拿巴的上台；第二，以第二帝国为形式的国家机器，产生于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以农民为人民主体的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
    法国农民的政治影响，何以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呢？
    法国是一个封建关系典型发展的、农民比重极高的国家。雅各宾派虽在1793年7月废除了封建义务从而使农民变为小土地所有者， 但革命后小土地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田块反而分得更小了。1826年计有田块12.9（百万），1881年增至14.29（百万）。每块田地的平均面积从4.48公顷降至3.5公顷。田块的分散，使得法国农村处于极端孤立与分散的状态。当时农村分为36000个公社， 每个公社平均为1000人。第二帝国时，其中8000个公社每个少于300人。（意大利平均每公社为2845人）。公社中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公有地，这种公有地在革命后大部分仍保留了下来，1870年公有地占总土地面积的9％。⑧由于需要利用公有地牧羊放牛，小农保留公有地的要求十分强烈。为了保护、使用和管理公有地及处理其他公共事务，需要有一个公共机构来加以主持和调节，因此，就得有一个主宰。在法国，最基层的主宰就是村长（Maire）。他不仅负责公社的行政事务， 而且调节农村的生产和生活。革命后村长身佩三色绶带，俨然是国家的代表。村长之下有副村长、村吏、收税员、邮递员、教师和本堂神甫，一个公社犹如一个孤立的小社会（所以马克思称村长为“农民的总统”）。但对政府而言，公社的自主权是很小的，其税收都直接上交国家，只有生丁税的一小部分可供动用。在大同小异的千千万万村长之上是专区长官（拿破仑一世称之为“小皇帝”。）这样，“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