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王笏、马刀、袈裟混合体的波拿巴一伙，通过不择手段的各种收买行为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这使得波拿巴在党派斗争中占了优势地位。控制军权本来就是控制行政权的一个内容。因此，1851年12月2 日开始的政变行动“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 ”“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17）波拿巴战胜资产阶级各派不是偶然的。
    第二帝国之所以出现在法国，而不是出现在英国，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若把第二帝国国家机器的具体方面同法国的传统加以对比，就可以知道，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具有着历史的连续性。
    从官僚制度看。官职的鬻卖是封建法国的传统特点，为了财政需要不断设立新职，因此官僚机构重叠，成为“法国病”，十九世纪中期官僚逾五十万。其原因，如前文分析的，是小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结构。拿破仑一世恢复了君主时期的国务会议，建立由政府委任的官员组成的中央集权制度，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如Maire（村长、镇长、市长）在第一帝国时由国家指定； 在七月王朝时由自治会议选举；在第二共和国时，六千居民以上的市镇由政府任命，其余自选；而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即以法案形式规定所有Maire均由国家任命。
    从军队和警察看。法国的地理历史特点和小土地者对土地的渴求，使法国具有崇敬武士的传统。九世纪以来，土地的赠与只限于战士终身享用，土地和征战是联系在一起的。拿破仑一世使军队占压倒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而路易·波拿巴作为军队的代表，更加提高军队的地位，在第二帝国时期大肆对外征战。法国农民的狭隘民族主义使得“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18）此外，路易·波拿巴还大大发展了拿破仑一世的警察和秘密警察机关。宪兵从七月王朝时的14000人增至25000人。
    从天主教会看。法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主教曾是民政的唯一长官，乡村教区构成后来的乡村自治组织的骨架。1685年虽废止了南特敕令，但法国国教最终仍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种形式。大革命镇压了反动僧侣，规定教士不能担任公职。但拿破仑一世上台后即同教皇签订和约，正式恢复天主教会，并允许教士担任公职。路易·波拿巴上台后，通过教育法把教育权交给了教士，大量出版宗教书籍。教堂数从1848年的39000座增至1869年的42000座； 男修道士从1848年的3000人激增至1861年的17676人（1877年为30286人），女修道士从1789年的35000人增至1877年的128000人。第二帝国的宗教预算是教育预算的两倍多（19）。
    由上可见，这种连续性的根本原因是小土地所有制的连续性。这也是第二帝国之被称为“农民的王朝”的另一方面的含义。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六月起义的失败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20）第二帝国就是法国这样的旧文明国家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也就是说，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成果要在“帝国”这种非共和国的形式中保存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要通过“反”资产阶级的皇帝来实现。
    因此，就其实质来说，第二帝国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第二帝国这种政治形式确保了资产阶级的集体统治而排除了在菲力浦时代那种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同时，第二帝国反革命国家机器的强化，给工业繁荣准备了相对安宁的环境。因此，“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1）工业革命在此期间完成，国民产值的增加在近现代法国史上极为突出，便是明证。
    但是，第二帝国并没有改善工人和农民的处境。巴黎有一半工人负债，实际工资1850年为100的话，1860年为97.4。（22）农民更加陷于困境，如1859 年阿尔德歇专区长官报告说农民已有六年坏收成而走投无路。1852年建立的“土地信贷银行”很少贷款小农，根本没有取代由公证人控制的抵押制度。因此，第二帝国使农民获得了“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这时，农民才“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23）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只有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24）在第二帝国废墟上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
    这就是“农民的王朝”的历史意义；也就是波拿巴第二帝国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9页。
    ②④（16）（23）（2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3，60-61、127、10610页。
    ③⑤⑦⑨⑩（11）（14）（17）（18）（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219、217、221、390-391、214、137、245、132、225页。
    ⑥⑧（12）（13）（19）（22）瑟奥多·采尔丁（TheodoreZeldin ）《法国（1848-1945》），牛津克莱伦敦出版社，1973年。第1卷，第367-368、146-151、174、506、518-531、55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