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作为实现近代农业革命的主要途径，这是英国独特的历史现象。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圈地却并非英国所独有的①。法国历史上就曾在各个阶段出现过不同情况的圈地活动。
    要研究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特别是农业近代化过程，就不能不涉及圈地问题。论述圈地问题而不涉及被马克思视为典型的英国圈地运动，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欠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使用历史比较方法，对英、法两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作适当比较，以期从一个方面探求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
    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以某一种模式予以套用。但是，在对待足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某一因素时，比较两种历史过程的差异，分析其利弊，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一、圈地与农村公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世纪农村的成长遇到两重的阻力，一是封建制度，一是农村公社。关于封建制度问题，本文不拟论述。关于农村公社问题，却是许多学者所忽略的②。阿尔贝·索布尔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在旧制度末期，以改造旧社会为己任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即农村公社问题③。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耕种同一片土地、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们被经济和感情的纽带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叫作“农村公社”的小型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从原始社会晚期产生起，历经变化，延续存在于几乎一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中；尽管内部有着公有制与私有倾向相互斗争的二重性，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④。在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国度里，在中世纪时，它没有被庄园所吞噬；它在地域上有时同庄园吻合，但多数情况下并不一致。庄园是领主行使封建权利并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基本单元，农村公社则是农民共同生产和生活的组织。两者并行存在，既统一又对抗；农村公社既是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机器赖以运转的工具，又是农民集体同庄园领主相抗争的组织⑤。
    在农村公社的范围内，各种身份的农民共同使用若干类型的土地，共同占有公地，服从共同的农耕习俗和规则。在实行开放地制度的耕地上，要遵守共同的轮作制（三圃制或二圃制）习惯，播种同样的作物；收获后的茬地要对全村牲畜开放；休耕地要供公共放牧。牧草地一般在头茬草收割以后对全村牲畜开放。包括森林、灌木林地、沼泽地等在内的公地，则供村民公共放牧、采薪伐木和其他种种用途，其使用得按农村公社的习惯规则进行。
    这种共耕共有制度的主要特点有三：休耕、公共放牧和公地。这在生产力水平尚甚低下的中世纪当然有其合理性。在种植谷物的耕地上，没有休耕就不可能恢复土壤的肥力；没有公共放牧权就不可能有较普遍的牲畜饲养⑥。而公地则是闭塞隔绝的农村经济生活所必备的附属物和调节剂，又是贫苦农民得以维生的补充源泉。
    然而，村社的共耕共有制又是落后保守的制度。它浪费了大片土地，包括休耕地和未开垦的公地；它的共有制连同封建土地等级占有制一起，是抵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顽固阻力：它的共耕习俗严重束缚了农民经营土地的主动性和革新精神；它只能保持农耕和畜牧之间低水平的脆弱平衡：饲料缺乏（特别是过冬饲料）--牲畜数量少--粪肥不足--土壤肥力低--休耕--饲料缺乏；它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存在前提，只能容许有限的小商品经济和很低的人口密度。一旦人口压力增强和商品经济活跃，它就会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⑦显然，这里指的就是圈地对村社公有制的瓦解作用。在英国，这种村社共耕共有制正是被持续多世纪的圈地运动所冲垮的。从技术意义上说，一般认为英国圈地运动包括如下四种含义：第一，将原来开放地上的分散地片（条地）联成整块并围以篱笆或围墙；第二，变耕地为牧草地；第三，大地产吞并小农持有地；第四，大地主侵占公地并否定其他农民对公地的权利⑧。如果从近代农业革命的意义上来看，英国的圈地运动则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土地所有制上，它促使村社共有制与封建土地等级占有制的混和物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主要是大地产所有制）；第二，在土地经营方式上，它把农业生产从村社共耕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转变为私人的自由经营（以大租地农场为主要形式）；第三，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它用以种植饲料作物为特征的新型轮作制代替旧式休耕制（三圃制或二圃制）；第四，在原始积累意义上，它把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转变为同土地分离的雇佣劳动者。
    英国圈地运动如此，那末，法国的圈地活动又如何呢？诚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时所指出的，对农民土地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⑨。法国历史上的圈地活动与英国相比是大为异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