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小农的政治影响何以会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原因所在。
    小农的政治影响又为什么恰恰在1848年这样显著地表现出来呢？
    农民登上政治舞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产物。争取选举权，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的重要内容；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各派环绕着扩大选举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从一个集团的统治扩大为整个阶级统治的运动。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因此必须借人民的名义进行斗争。这在英国表现为议会改革，在法国则表现为不断出现的革命及各个宪法的更替。英国由于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因此，“普选权的必然结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统治。”⑩在法国，由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弱小（马克思说，跟英国相比只能算小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也弱小，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普选权必然意味着农民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农民不可能形成一个联合的阶级，组织自已的政党，不能表现为“国民自治”而只能表现为“国民受人统治”（11）。1848年2月的革命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争取阶级统治的一系列斗争的高潮，是假借人民名义争取普选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在这样的时刻，农民以最大的政治影响登上舞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因此，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比之于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称之为“农民的二月革命”。
    为什么这个行政权力不能由卡芬雅克或别的资产阶级人物来承当，而偏偏要由路易·波拿巴来承当呢？
    第一，近一百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但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状况，反而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这表现在：（1）随着土地分割得越来越零碎，地价不断上涨。（如以1821年为100，则1851年为255，1879年为366）（12）。农民的负债程度也因之而不断提高，以至土地抵押债务较之封建地租有过之而无不及。（2）农民更多地落入高利贷之手。以非抵押借款付息的形式，不仅把他们的全部纯收入，而且还把工资的一部分也给了资本家。（3）资本家的政府以葡萄酒税、四十五生丁税来盘剥农民。（4）由于小土地所有权的争执引起诉讼费用增加。（5）资产阶级每一次以进步名义的立法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1833年公社配备教师、1840年配备教士的决定，虽然工资由国家负担，但校舍和住房等都需公社负担。正因为农民经过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统治领受了上述的一切，而共和派的上台却要农民多付45生丁的税，于是，农民“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他们选举波拿巴为的就是推翻这个“富人共和国”。
    第二，农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曾带给他们的好处只有依稀的记忆了，但拿破仑一世用法典把农民土地私有权确立下来，并借助刺刀满足农民扩大土地的要求，却深刻地保留在农民的心目中，以至形成了一种“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乘机鼓吹“拿破仑观念”，使农民把侄子和伯父混在一起，骗取了大量的选票。
    第三，路易·波拿巴的个人经历和政治色彩，使这一伙人成为当时法国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特殊派别。1808年出生的波拿巴在1831年参加过自由派起义，1838年当过伦敦半正规警察；1840年8月在布洛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狱中写了《消灭贫困》等小册子。他借助于伯父的影响，揉合共和思想和廉价社会主义作为篡权的工具。至于所谓的波拿巴派，据说波拿巴本人说过：“皇后是正统派，我的堂兄是共和派，莫尔尼是奥尔良派，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唯一的波拿巴派是波西尼，而他是疯子。”（12）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残废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路易·波拿巴本人则“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被马克思称为“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的“十二月十日会”等等，“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14）法国当时阶级斗争的暂时“均势”，以农民为主体的法国国民对“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行政权力的期待，使得波拿巴这样一个人飞黄腾达适逢其时。
    那么，行政权为什么能打败立法权，资产阶级又为什么甘心让一个异己分子来统治呢？
    这就需要看一看立法权和行政权对法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在法国历史上，立法权总是“为叛乱奠定基础”。中世纪早期，城市就曾以争取立法权的形式进行斗争。但后来封建制的发展却使行政权不断强化，以至于当时法国也叫parlement的最高法院始终未取得英国parlement的那种立法权。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创立了分权学说，把立法权看做比行政权优先的权力，作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争取立法权成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因此说，“立法权完成了法国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为了镇压人民，实际上却在不断加强行政权力。可以说，它夺取政权靠的是立法权，巩固政权靠的是行政权。迄1848年12月为止的近代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资产阶级以立法权为武器先打败封建主义，再进一步从一个集团的统治扩大为全阶级统治的过程。一旦共和派执政，便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全过程的完结。从此进入保守政权的阶段。作为“组织普遍物的权力”的立法权当然要让位给特定阶级的统治，即行政权；作为“确定国家制度的权力”当然要让位给已确定的国家制度，即行政权了（15）。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的标志是1848年11月的马拉斯特共和宪法。立法权已转化为针对他们自己的武器了。因此，无论在1849年3月21日通过福适法案，还是1850年11月-12月处理摩干案件问题上，共和派、秩序党不断破坏立法权，“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掌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16）历史事实表明，正是资产阶级各派一步步地成全了波拿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