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因压缩编制或因事误罢而离任的官员，也可差注权官。条令规定：“诸品官因省员废并冲改及因事误罢任（因误注授改正者同），许不依名次路分在外指射差遣。亲民资序人已及二年，依得替人例。小使臣仍免短使。若去替不及半年，本路有阙，许差权，补成考任（不愿者听）”（16）。允许他们差注权官的目的是“补成考任”，作为误罢的补偿。
    以上是宋代允许差注权官的情况。同时，条令还明确规定了不许差注权官的范围。其一，无出身或杂流入仕的未出官人不可任权官。在科举考试中屡次落榜的士人，通过特奏名取得参军、文学等散官者，遇大赦可注授远恶州军权摄官，但“诸因进纳及阵亡换给，补授不理选限将仕郎及助教”者，不可充任权官，凡地方长官“辄差权摄职任及被差者，各以违制论。即不应参选人，请托虚出文帖称呼及为出给者，罪亦如之”（17）。故当时人称：“有未出官人将仕、登仕郎，亦权监当或簿尉，皆不应法”（18）。其二，监司、知州的亲随人员不许差注权摄官。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知真州吴因“近到真州，亲随数辈冒名权摄”，被免职（19）。其三，寄居官不可权摄。宋代寄居官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致仕官、为父母守丧的丁忧官、待阙官，也有被授予宫观岳庙差遣闲居食禄的祠禄官，还有因过失而责降居住的分司官、任便居住官，以及大量泛补官资而不理选限的人等等。除待阙官因特殊需要可以充任权摄官外，其余都是“在法有禁”的。如绍兴三十年（1160）规定：“州县阙官，应专摄者，不得差本处寄居官”，“凡拘情冒差者，并以私罪收坐”（20）。条令还规定，“诸知州、通判、县令阙，及添差、特差有故或任满，辄差寄居待阙官权摄并受差者，并以违制论，因而收受供给者，坐赃论”（21）。其四，添差官不许权摄州县官职。宋代添差官是在正官之外增置的闲冗差遣，除少数特许厘务外，绝大多数是没有职务的“不厘务”闲官，如宗室、外戚、离军拣汰、归明归正等没有仕官经历的被优恤人员，还包括相当一部分贬降官、无阙可注的冗官等。条令规定：“诸不厘务宗室（不厘务散官同）而辄差权职任或干办公事者，……徒二年，受差者减三等”。“诸离军拣汰大小使臣，不得〔擅〕（摄）行差充权摄、并押纲诸班差使，如违，重置典宪”（22）。即使八路转运司定差之阙需用权官，也不许差用添差官。
    州县官阙，一般允许现任次官权摄，但有些职务较繁重的现任官则不可兼权他职。如“诸转运司审院，以主管文字兼，其转运司帐司，提点刑狱检法官（检法官听兼主管本司事务及文字），并不得别差干办”（23）。此外，诸司法官吏不得权摄收纳租税、籴买粮草等职务。
    在允许差用权官的前提下，政府法令对任用权官还作了一定的原则限制：
    首先：权摄官需有相当的资格。宋代任官，循资守格，权摄官亦然。如诸路监司官阙，先由本司同职官权任，“本司无同职官者，各司互权，仍以序位法为先后之次。逐司皆阙，置司所在知州权，又阙，或系侍从以上任知州者，邻近知州权”（24）。一般不许通判以下资序人权摄。另如知州官阙，“监司置司州听监司兼权，余以次官或转运司选官权”，武臣知州处，安抚钤辖司选官权领。“若以次官系选人，即申转运司，选差邻州通判或见任京朝官权”（25）。
    其次，权官实行地区回避法。宋代任用地方官时，实行了严格的地区回避法（26），官员不但不得在本州、本县及其邻州、邻县任官，而且也不许在长期寄居地和有本人田产的州县任职。对于权摄官条令规定：“诸繁难县令阙，应差权官，而辄差在本贯及有产业并见寄居若旧曾寄居处者”，差用官和受差者均以违制罪论处，而且权官所领俸给以受赃治罪（27）。其他如知州、通判等亦如之。
    其三，权摄官任职期间也要进行政绩考核。宋代派任地方官皆给印纸、历子等考核文书、记录官员的仕宦功过，以便人事部门进行考校。权官在兼权职务时，也须由监司郡守等在其考核文书上“批书到罢时间”，并记录其任职功过。凡“不批者，杖一百。所差官替罢，未经批书而离任者，罪亦如之。”权摄官离职时，还必须把正在办理的公务办完，即“无不了事讫，方得离任”。而且正官未到任，权官“无故不得辄代”，如“诸盐酒税场河渡，本无正官而转运司差官权监者，未满一年，不得差人承替”。凡权摄官无故离任者，也“依非任满擅去官守法施行”（28）。
    二、地方权官的增多及其危害
    从北宋末年开始，权官开始增多，并引起政府关注。
    政和五年（1115）八月臣僚上言：开封府界，“诸仓米麦一十八界，合差正官三十六员，今止有一十三员，而二十三员率皆权摄官。去年，每仓又添差监官一员，到今一十七仓，正官止有三员，余皆权摄官。尽是得替待次之人，缘干请而得，为时暂切禄之计，其于职事，必不尽心”（29）。这时京师诸仓监官，其权官已超过了正官一倍以上。宣和二年（1120），诏令称：“州县之官，最为近民，一官阙则一事废。访闻诸路民事不理，盗贼窃发，场务亏额，税赋少欠，多缘久缺正官，或差权摄，侥幸廪禄，不复顾省事职，甚者贪赃横恣，民被其害”。四年（1122），提举利州路常平刘滋又言：“切见僻远县令，多缺正官，类皆权摄，苟且岁月，丰已营私，视公宇如传舍，奚暇究心职事，勤恤民隐！”（30）权官的增多及其危害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