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南宋时权摄官的增加与官场风气败坏有密切关系。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由吏部统一差注全国绝大部分常调州县官，但吏部官员人数有限，难以对成千上万基层官员的实际才干有全面了解，于是便委托监司、郡守考察州县官，而且还允许监司在必要时自行调换某些不称职人员，此制称“对移”，即“仕之不称职者，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谓之对移”（48）。如条令规定：
    “诸司理、司法参军不职”，“听知州、通判于判司簿尉内选无赃罪、晓刑法人奏举对换。本州无可选者，申发运、转运、提点刑狱司，于所部举换。”
    “诸县有繁简难易，监司察令之能否（谓非不职者），随宜对换，仍不理遗阙”。
    “诸课利场〔务〕（发）监官，转运司察其能否，依繁重难易对换县令法”（49）。
    这些条法有助于保证地方官的主要职能岗位上有得力的人才。但如果监司、郡守利用这一权力徇情枉法，便会走向反面。如南宋人所称：“国家铨选之法，循资任格。虽总于吏部，而又设按举对移之法于外，许监司郡守得以详察。以故，用吏之权归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尽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县官有许察其能否难易而随宜对换者，有许其对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职者，……有遇其不职未差替人，许其奏举以填现阙者，有遇阙无官可权，许其选差罢任待阙官者。著令甚明。”但南宋时，监司郡守“不问许与不许对换、可与不可填阙”，擅自以私意定去留，违法差用权摄官，甚至用权官顶替正官，造成权官增多（50）。州县官不安心本职，务求高官厚禄则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如南宋时，“仕于县者则以贰令簿尉为卑贱，而必欲入郡之签厅，仕于州者则以职曹监当为尘冗，而必欲摄诸〔路〕之幕属，经营结托，无所不至。”其本职则别委他官权摄（51）。反映出南宋士风之败坏。
    其四：权官的增多与冗员的大量存在有直接关系。
    北宋中期以后，员多阙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北宋未年到南宋，一直有数倍于阙位的冗员存在，有的是因各种恩补获得官资而不理选限的散官，而更多的是食禄而无职事的待阙官、祠禄官、添差官等。
    待阙官在规定条件下可充任权摄官，但在待阙五六年，甚至十余年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无官阙也强求差权。宋代待阙官的俸给到底给多少还不太清楚，但肯定没有在任官收入多，被认为是“缺食”者，而获得权摄职务，便可增加收入。元丰元年曾规定：“差待阙得替官，权住程员阙者，支本任俸给。若朝廷泛遣，以等第给添支食粮，余官司依条牒差者，惟给食钱”（52）。所谓“吏部无阙以待入官之人，士无所得禄，一切苟且求权摄以度日”（53），便是明证。待阙官之外的其他闲居官也会造成权官的增多。时人曾说：“诸路官司有阙，监司得授权局，此尤不利于国家。盖一官才阙，纷然交争。或鬻爵而未补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者，或世禄而闲居者，延颈举踵，窥伺有阙，则扫门求见。望尘雅拜而乞怜者有之，持金以赂监司而求者有之，市书于权门而求者有之”（54）。众多冗员纷至沓来，或以金钱、或托权贵，迫使监司为之腾阙或增阙以便权摄。在边远地区，更多的是不合参选之人乞求权摄。如白帖借补之官（即由军将私补而未得到朝廷承认的军功补官人等）在法不许权摄州县职事，但在南宋时的两淮地区，他们往往“寅缘请谒，权摄税场、酒务、学职、公帑”（55）。权官人数便随着冗员的增多而不断增加。
    宋代地方权官的增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沿边或战火破坏的州县，因正官不愿赴任，权官随之增多。二是收入较好的沿海或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场务监官，这类权官多是因权贵请托而额外增差，以图增加俸给的。三是沿边下级军官，因边将匿阙，差权其私。在南宋、低级军官有阙，长官多不申报，“盖军中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为正。……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56）。及至打仗，则畏缩不前。这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与唐末五代时期不同的是，宋代权摄官以沿边地区和内地场务监官为主，州县要害部门权官较少，中央仍控制着州县主要官员的任用权，权官的增多，还未造成内轻外重之势。
    注释：
    ①《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
    ②《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六二之三八，开宝四年正月。
    ③宋代两广路沿用的摄官制度是一种选任合一的人事制度，与五代摄官既有联系，又有较大区别，参见拙文《宋代定差法述论》、载《西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这种摄官与本文所讨论的权摄官不是同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