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承北宋末年之弊，权官达到泛滥的地步。首先，监司州郡往往在正官之外巧立名目，额外差用权官，使权官人数增加。高宗时，綦崇礼指出：“缺官差权，多不应法，虽本无员阙，亦或增差，巧作名目，蠹耗禄廪”，而且“自江浙以往，皆有此弊”（31）。孝宗时，诸“州郡下至仓场库务之属，既有正官，别无（？）差权局，有至三四人者。或居家而遥请俸给，如曰措置，曰提点，曰掌管之类，名目竞生，多是已有差遣待阙之人”（32）。虽然诏令多次限制，但收效甚微。光宗初年，地方“州郡往往于正官之外巧立名号，在权税则曰机察，在酒鹾则曰措置，在剂局则曰提点，似此之类食钱窠阙，或一官而数人共之，怙势陵轹，虽正官反出其下”。宁宗朝也是如此（33）。
    其次，监司郡守往往非法用权官顶替正官，甚至隐匿阙额，以便私下差用权官。特别是在远离京师的地区，监司郡守“影占窠阙，以便权官，虽朝廷所差、吏部所注正官之任，多是托以它说，不肯放上。士人无所告诉，衔冤困饥，而权摄之官安享禄利，其废法未有如此者”（34）。宋孝宗时，“宰邑有为监司郡守不乐者，谕令请祠，寻医而去，却委群僚摄事”。宁宗朝，“沿边守倅方阙，为监司者，或应亲故之求，或为幕属之地，随即差权，蠹耗帑藏，实为害政”（35）。
    南宋时，非法差用权官的另一表现是，监司奉承权贵之托，使不合差用的初出官人，甚至借补官等权摄正官。宋代初出官人在参加吏部差注时有铨试和呈试法（36），考试合格，方能获得差遣。由于冗员的不断增加，初出官人也常须待阙闲居，为了早日得到差遣，获取禄给，权贵子弟“乍中铨闱，韦布之士，乍脱场屋，便就都下营求书札，规图权摄。监司、群守但知望观奉承”。以致于“一尉有阙，百计营求，若权要之书一驰，则监司郡守奉承尤谨。每遇县之丞、簿或有事故，即以簿摄丞，尉摄簿，却以尉职待求摄之人，谓之腾倒应副，间有即所居之邑就求权摄者，不特渔取于一时，抑以成异日武断之计，其为害益又甚焉”（37）。当地人权摄官职，其危害更大。
    近京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权摄官多由待阙官营求而得，而边远地区，则“借补之官、不理选限之官，与夫纳粟之官，日夜经营诸司以求权摄”（38），遂使南宋州县官员也“权摄遍天下”（39）。
    权官的增加多是冗官非法请求而得，这给宋代社会造成了许多危害。首先，待阙官、权贵子弟谋求权官是为了取得权官的俸给，以减轻待阙闲居时俸给偏少的经济生活困难，这就难免因“侥幸廪禄”而不尽心职事，甚者则“一意聚敛”，“奉己营私”，败坏地方官政。其次，权摄官或由待阙官担任，他们本已授有官职，一旦本职阙位可以赴任，或谋得了更好的职任，便要辞而适他，“多者一年，少则数月”，“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40）。不但政事因循苟且，而且还给州县带来迎送之劳扰。再者，边远地区，借补官、不理选限或纳粟买官等人谋得权摄官后，“有苟禄之心，无进身之望，所在椎肤剥体以肥其家、以媚其上，初无批书历子以拘系其进退，见利则趋，见害则循，往往挟台府之势，躏籍州县，州县莫敢谁何，此其为害有不可能言者。”（41）官多害民，骚扰社会，危害甚大，权摄官的增加给宋代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三、地方权摄官增加的原因
    首先，官员不愿到边远地区条件差的州县任职，某些州县长期无正官上任，造成权摄官增加。
    宋初，差注州县官员实行远近轮流的办法，官员在近京地区任官后必须到边远地区任职，任远官以后，才能注近地职务。但因地方官俸入有限，加上当时广南、四川等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北方人多不愿去任职。宋神宗时，曾推行八路定差法以缓解此矛盾，但除两广路允许转运司录用一定比例的摄官外，其他转运司定差的官员必须是朝廷命官，如果吏部派去的官员不赴任，致使当地正官总数少于阙位，转运司无官可用，仍会存在缺官现象。如四川地区缺正官的现象在北宋末年日益严重，这虽与当时西北用兵有一定关系，但也是官员躲避远仕的结果。同样的入蜀道路，北宋中期以前，缺正官并不明显。到政和七年（1117）时，“成都府、利州路州军县镇，文武等官，多阙正官”。其中成都府路缺130余员，利州路缺69员，“或已拟差，避怕川远，故意迁延一年已上，更不赴任。或久阙正官，时下差官权摄”。利州路被认为“山峻路险，栈阁崎危，羊肠九折，上摩苍穹，故仕宦者畏而不敢来。长途远涉，般挈尤难，俸入微薄，所得不偿其费，故东西之人知而不敢授”。于是，“一郡之间，或止一人，总而计之，一路十州，阙官无虑数十员”（42）。
    南宋时，行在通往四川的路更为难行，而夔州路又山多地瘠、居民稀少，因此，当地缺正官现象突出，其“幕职官、令录、理法簿尉之阙，有一二年无人授者，有十余年无人授者。”作为重庆府郊区上县的巴县，“乃至七八年无正官，”“巴县尉则十余年无人授，江津尉则又十四五年无人授”（43）。正官不愿赴任，其职多由权官暂领。
    南宋时，凡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州县，缺正官现象也很普遍。如韶州曲江、南雄州保昌、始兴三县的知县，自绍兴二年（1132）“遭贼火残破之后”，十年间，曲江县只在绍兴六年差到一名正官，“自余年分，前后差官权摄，久不交替”（44）。在与金朝交界的京襄、两淮等地区，也多无正官，郡县官职，多由兵将权摄（45）。
    其次，吏部严守资格法，造成边远州县权官增多。
    宋代任官的资格法十分繁密，担任某项职位，必须具备规定的历官考任、差遣资序、举主员数等条件，资格够的官员为了得到较好的报酬，不愿到条件差的地区为官，资格不够的官员吏部不予差注，不能担任所阙官位，因此，资格法是造成边远州县权官增多的原因之一。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尚书左选知县有135处空阙，侍郎左选县令有112处空阙，盐场监官有30余阙，“久榜不销，只为监司郡守差权官之奇货”。皆系吏部碍于资格而差不到人。后经吏部申请，才允许其中137阙“破格差注一次”（46）。所谓“破格”，只是把原定资格稍微放宽一些。另如南宋末年，广西、湖南地区缺正官之处，吏部依格所差之人，“率是违年不赴，及各司辟至，吏部则又以已差人格之，因此权摄充斥”（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