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4]（卷二十七，赵典传注）举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灵帝中平元年三月条胡三省注：“北中郎将则创置于此时，盖以讨河北黄巾也。”同上六月“遣东中郎将董卓代之（卢植）”条胡三省注：“卢植先为北中郎将，卓为东中郎将，四中郎将始于此。”其实，当时卢植为北中郎将、董卓为东中郎将讨河北黄巾，仍然如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出讨颍川黄巾一样，是朝廷禁卫武官出征的事例，这从卢植、董卓所率主力军为五校之士即可看出。只是因为已有左、右中郎将，故以出征方位而任其为北、东中郎将，且二人并非同时任职，而是前后接替。卢植为北中郎将时仅他一人为方郎将，董卓为东中郎将时亦无别人同任，并无同时存在四中郎将的情况。董卓卸任后，亦未再见到四方中郎将之号。此后出现过以乞降的黑山黄巾张飞燕（褚）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4]（卷七十一，朱儁传），显然只是为了表示安抚。可见当时出现北、东中郎将是为了应付征讨黄巾战事而临时设置的，并非固定制度，似可看作是四中郎将制度之滥觞，而认为“四中郎将始于此”则言过其实。一直到建安二十三、二十四年，才在曹操霸府中始置北中郎将及南中郎将。《续汉书·百官志二》“羽林中郎将”条刘昭注：“案：汉末又有四中郎将，皆帅师征伐，不知何时置。董卓为东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献帝以曹操［植］为南中郎将。”《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东中郎将，汉灵帝以董卓居之；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曹植居之；西中郎将；北中郎将，汉建安中，以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将，何承天云并后汉置。”北中郎将，中平元年卢植任之已见前，《宋志》不确；西中郎将无考。东汉末任四中郎将可考者亦仅此三人，表明四中郎将之制的确立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四中郎将并后汉置，历魏及晋，并有其职，江左弥重。”其说并不准确。四中郎将大体出现于汉魏之际，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到西晋时方固定为正式制度。
    中郎将制度的变化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征讨黄巾时就已开始，但其变化比较缓慢，直到献帝建安年间曹操控制汉帝以后，中郎将制度变化的步伐才明显加快，出现了诸如典农中郎将、度支中郎将（建安元年）、司金中郎将、司律中郎将等名称。[1]（卷上，第1341页）这些似乎仍是以中央禁卫武官的身份出现的，表明曹操对屯田、财政、税收及乐律（应与礼义教化有关）等方面的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平叛战争之需及政治斗争的影响，东汉传统的禁卫武官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东汉禁卫武官制度的重要方面--五校尉制度上。《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一》：灵帝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皆统于蹇硕”。又可参见《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本传谓袁绍为佐军校尉。西园八校尉是汉灵帝在复杂政治局势下为了控制朝廷兵权，加强镇压反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改组。宦官蹇硕掌握了当时的军事大权，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继续。西园八校尉成立之后，很快便投入了征讨叛逆的战争。十一月，“遣下军校尉鲍鸿讨葛陂黄巾”；“巴郡板楯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4]（卷八，灵帝纪）
    虎贲中郎将出身的袁绍与屯骑校尉出身的鲍鸿以及曹操等人都曾职司禁卫，他们与朝廷禁卫军关系密切，[4]（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6]（卷一，魏书·武帝纪上及注引魏书）本来就拥有很大军权，对受制于宦官蹇硕心存不满，于是谋划发动政变。《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何进为外戚，是皇后之兄，时为大将军，本来控制着政权，灵帝此举则将何进置于蹇硕之下，从而加剧了宦官与外戚之间的矛盾。蹇硕先行一步，欲排挤何进出朝，以图全面控制朝政。何进则利用其外戚身份与蹇硕斗，久不出朝。与蹇硕谋者为宦官中常侍，与何进谋者则以位次于蹇硕的中军校尉袁绍为主。史载袁绍“少为郎……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4]（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其为何进亲信无疑。同年三月，“下军校尉鲍鸿下狱死”，此当是蹇硕欲完全控制禁卫军而采取的措施。正巧汉灵帝于四月病故，宦官失去了靠山。何进、袁绍等乘机经过精心策划将骞硕除掉，中平六年四月“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4]（卷八，灵帝纪）于是何进、袁绍控制了汉朝军政大权。《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卷六十九《何进传》：“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何进一派与宦官蹇硕及宦官集团经过一番激烈较量，终于诛除蹇硕，控制了朝政。然而不久，何进又为宦官所杀。就这样，成立不久的西园八校尉仅昙花一现，便从历史上消失了。
    西园八校尉虽仅昙花一现，但东汉原有的校尉之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多名号的“校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大概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变化，他说：“汉时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诸校尉，亦典兵之官，号为五校。西京更有胡骑、虎贲二校尉，故云七校。若命将出征，则大将军营五部，部皆有校尉，不常置也。边塞则有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有戊己校尉。灵帝置西园八校尉，有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校、右校之名。自后校尉渐多，曹操为骁骑校尉，周珌为督军校尉，盖勋为讨虏校尉，公孙瓒亦为讨虏校尉，应劭为袁绍军谋校尉，皆见于《后汉书》。其见于《魏志》者……”[5]（卷十七，三国志三·孙破虏讨逆传）
    何进召董卓入京以胁迫太后消灭宦官的策略引致另一重大恶果，即董卓入京带来了强大兵力，遗患无穷。董卓的专权和暴戾引起了巨大恐慌，京师草草，人怀异心。袁绍乘机举兵反卓，董卓不得不撤出洛阳，挟持汉帝迁往长安，临行时，放火焚烧洛阳，近二百年的东汉国都遂毁于一旦。董卓在关中继续实施暴政，为其部下吕布所杀。袁绍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军事强人，并进而壮大为北方最有实力的军阀。原西园八校尉之一的曹操也在群雄逐鹿中不断壮大起来，控制了河南地区，与袁绍成为北方两大军事势力。
    在汉灵帝以后的军阀混战中，制度变革最大的要数州牧制的确立和州牧领兵之成为现实。东汉刺史虽已由原来的地方监察官转变为郡以上一级行政长官，但毕竟仍是非制度因素的影响所致。刘焉建议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并提高其地位，以加强控制地方并镇压反叛。《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按刘焉时为太常，太常、太仆、宗正皆为中二千石，“以本秩居职”表明州牧之俸秩实际上为中二千石，比刺史之六百石大大提高。俸秩的提高使州牧的实际权力与地位相符，为州牧领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军阀纷纷以州牧的身份统兵治民，征战四方，割据兼并，互相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