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许褚率领虎士宿卫曹操左右的情形。他先是以都尉率领虎士宿卫，后升为校尉，又进而升为武卫中郎将。虎、武义同，武卫中郎将，可解为率虎士宿卫之中郎将（中郎将在汉代为宿卫将领），当时不叫虎卫中郎将，可能与已经存在虎贲中郎将一职有关。许褚地位之升迁一方面是因其侍卫及杀敌建立了重大功勋，另一方面也是因曹操地位之不断上升而导致其下属之地位亦随之上升，前述领、护军之变迁即是如此。当曹丕即王位并进而称帝之时，许褚也由武卫中郎将升迁为武卫将军，成为禁卫军之重要武官。
    综上可知，在魏初领军将军所统三营中，只有武卫将军是继承了建安时代曹操的宿卫亲兵制度，而五校、中垒营之营兵自是中军无疑，但其制度却是对东汉制和西汉制的恢复，而非新创，更非自曹操建安制度继承而来。
    四、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对于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迁问题，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1.黄巾起义爆发后，汉廷在京师外围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对京师的保卫，同时调出京师禁卫军为主力的军队讨伐黄巾，其将领被冠以北、东中郎将等名号，成为后来四中郎将制度之滥觞。平叛战争及政治斗争使东汉传统禁卫武官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五校尉制度上。汉灵帝中平五年八月置西园八校尉（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右校尉），由上军校尉总其成。西园八校尉只存在了一年，但对东汉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宦官蹇硕担任上军校尉掌握了朝廷军权，虎贲中郎将出身的袁绍与屯骑校尉出身的鲍鸿以及曹操分任中军、典军校尉，他们都曾职司禁卫，与禁卫军关系密切。蹇硕与袁绍等的斗争进一步将东汉政权推上崩溃的边缘。灵帝以后的军阀混战中，州牧制确立，州牧领兵成为现实，各路军阀以州牧的身份统兵治民，征战兼并。君权式微、京师被毁，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事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不可能正常运作。黄巾起义以来，京城禁卫兵大量调出，禁卫武官左／右中郎将、羽林／虎贲中郎将、光禄勋、卫尉等率兵征战及参与当时政治纷争的活动亦屡见于史，表明这些官职仍然存在并且以曲折的形式拥有着原有的政治职能。
    2.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曹操建立丞相府后，宫室制度粗备，逐渐开始恢复汉代的禁卫武官制度，其主要保卫曹操而非汉献帝，献帝可能仅由长乐卫尉护卫。从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自立为魏公以后至曹魏建立前夕，逐步确立了承袭汉代三公九卿制的官僚体制，其中包括郎中令、光禄勋、卫尉、中尉等，其权力与职能应与汉制相当。但是由于时当战时，都城建置未定，因此汉代职司宫殿-宫城-京师保卫的诸卿在曹操公、王府并未真正发挥其禁卫职能。当时最重要的禁卫职责不是护卫京师邺城，而是保卫当权者曹操。曹操身边的亲信将领具有更重要的禁卫职能。
    3.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以皇帝-皇宫-京师安全保卫为职能的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汉魏之际军阀幕府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曹操霸府的禁卫之制。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而统率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领、护军系统则行使着实际的禁卫职能。这正是曹魏建立后领、护军系统发展为禁卫武官制度主体的背景。领、护军制度虽然是战时的新生事物，但他们与汉代制度并非没有丝毫联系。特别是护军之制论其渊源，则应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曹操霸府之护军／中护军不仅采纳了汉代护军之名，而其职能也基本一致，只不过他一般无权对府主曹操实施监督，而是对其负责。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军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其职虽与汉制并无直接渊源关系，但校尉之制仍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有中军校尉）之制的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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