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百官志五》州郡条，刘昭注：
    臣昭曰：……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缴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昏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筭，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
    刘昭所论，表面来看，确实如此。但仔细推敲，却有未谛。东汉王朝自身统治的各种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统治集团未找到治理的良策，这是导致东汉社会政治动荡以至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至于在政局已经混乱时期的制度修补以及对某职已存权力的认可或削弱，往往能解一时之困，而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上述西园八校尉之设立，本是汉灵帝在非常形势之下为了加强君主权力和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结果却招致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更快瓦解。州牧制之确立，从刘焉来说无疑有为自己谋取政治权益之一面，但也有为加强汉王朝在地方的政治军事权力以挽救统治危机的意图在内；从汉灵帝来说，就是认可地方长官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并求得他们在加强地方统治的同时效忠于中央政府，并进而达到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目的。州牧权力的认可更有利其有效镇压反叛、控制地方。这一改制客观上达到了为地方长官加强自身军事政治权力开辟道路的目的，但却并未能使他们进一步效忠朝廷，而是为其割据开了方便之门。从这个角度看，刘昭的认识是精辟的。但另一方面，即便没有改州刺史为州牧的制度出现，各军事强人也照样会以其他方式割据一方，加强其军政权力，想方没法实现其称霸野心。曹操在这一政局变化时期，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主要依靠的不是州牧制，而是其有正确的策略和政治方针，众所周知的“唯才是举”、实施屯田和控制汉献帝以号令诸侯等便是。因此，制定正确的反映时代发展趋势的方针政策并力行之，比之一二制度变革更为关键重要。在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的时期尤其如此。而当社会安定的时期，在正确方针之下制定并遵循健全、完备的政治制度当然必不可少。
    二、曹操霸府中的传统禁卫武官制度
    公元196年，曹操挟持汉献帝至其政治中心许，许成为汉朝的“都城”，史称建安元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余年，完全控制在曹操手下，成为曹操号令四方的一块政治招牌，而无丝毫权力可言。君主既已成为傀儡，则汉朝廷自然名存实亡，汉官制虽然存在，但也不可能是效忠于汉献帝的制度，而只能是服务于曹操，为曹操政治需要服务的工具。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并成为北方唯一霸主，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经营企图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但曹操的计划被赤壁之败彻底粉碎。赤壁战后，曹操全力经营北方，为其篡汉创造条件。在曹氏帝业发展的过程中，继承汉代制度而又在汉制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适应形势的新制度。西南的刘备及江东的孙策-孙权两个割据势力实际上同时也在走着与曹操相似的道路。凡此种种，都为三国建立后的继承汉制而又不同于汉制的政治制度准备着条件。在这一变革中，最突出之点便是由曹、刘、孙各自霸府的制度派生出新朝的制度。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在此我们主要考察与禁卫武官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
    如前所述，君权之式微，京师之被毁，使得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事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不可能正常运作。黄巾起义以来，京城禁卫兵大量调出，损耗极大。各路军阀则拥有通过各种渠道而来的私人部曲，横行四方。不过，在汉末，禁卫武官左／右中郎将、羽林／虎贲中郎将、光禄勋、卫尉等率兵征战及参与当时政治纷争的活动亦屡见于史，表明这些官职仍然存在并且以曲折的形式拥有着原有的政治职能。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及《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等书记载，所见禁卫武官有：
    灵帝中平元年：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中郎将董卓（东）
    四年：光禄勋丁宫（迁司空）
    五年：射声校尉马日磾（迁太尉），光禄勋刘弘（迁司空），卫尉董重（迁票骑将军），中郎将孟益，骑都尉公孙瓒
    六年：虎贲中郎将袁术，执金吾丁原
    献帝初平元年：城门校尉伍琼，光禄勋赵谦（迁太尉），执金吾胡母班，越骑校尉王瓌
    二年：卫尉张温
    三年：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
    四年：卫尉张喜（迁司空）
    兴平元年：左中郎将刘范
    二年：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建安三年：中郎将段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