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自称魏王后，在魏国原有六卿基础上又设置了四卿，在职司禁卫诸卿中，郎中令、中尉之后又增置了卫尉。郎中令、中尉在西汉初为汉朝诸卿，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王国势力，区别汉朝与王国官制，将汉朝之郎中令、中尉分别改为光禄勋、执金吾。《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序》：诸侯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武帝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成帝绥和元年……中尉如郡都尉。”东汉一朝，王国官制多如西汉末年制度，中尉之制如郡都尉，负责王国之武事。《续汉书·百官志五》：东汉之王国，“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东汉王国无卫尉，以卫士长当之，同上志载：“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曹操在建安十八年自称魏公建立魏国官制时，郎中令、中尉等六卿，其职略如西汉武帝以后之王国官制，比东汉王国官制完备，但相对于徒有其名的汉献帝朝廷，其权力却与天子之职略似。到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自称魏王进一步扩大魏国官制时，设置了东汉王国官制所无的卫尉等职，虽然郎中令、中尉之名尚未恢复到西汉和东汉朝廷官制的原名，但其权力与职能应完全一致。这是曹操事实上完全建立自己的正式王朝的开始，只是缺一顶皇帝的冠冕而已。从上引史料中我们不能确切得知郎中令、中尉、卫尉诸职是否如两汉一样职主禁卫，但从任职诸人皆为曹操之重要亲信来看，其职责应与东汉之光禄勋、卫尉、执金吾大体相同。不过当时虽然北方已经完全统一，社会相对此前已大为安定，但毕竟还是战争时代，特别是曹操在赤壁战败后与西南刘备、江东孙权两大势力之间呈对峙之势，边境地区战争不断，曹操本人亦经常出征，因此，职似汉朝的魏国禁卫诸卿自不可能完全与全国一统、社会安宁的两汉时代一样。实际上，在当时最重要的禁卫职责不是护卫京师邺城，而是保卫当权者曹操。曹操身边的亲信将领具有更重要的禁卫职能。
    三、领、护军将军（中领、护军）及其渊源
    《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惇传》附：“韩浩者，河内人，及沛国史涣，与浩俱以忠勇显。浩至中护军，涣至中领军，皆掌禁兵，封列侯。”注引《魏书》曰：
    韩浩……汉末起兵……太守王匡以为从事，将兵拒董卓于盟津。时浩舅杜阳为河阴令，卓执之，使招浩，浩不从。袁术闻而壮之，以为骑都尉。夏侯惇闻其名，请与相见，大奇之，使领兵从征伐。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迁护军。太祖欲讨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浩曰：“……吾与君为中军主，不宜沮众。”遂从破柳城，改其官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从讨张鲁，鲁降。议者以浩智略足以绥边，欲留使都督诸军，镇汉中。太祖曰：“吾安可以无护军？”乃与俱还。其见亲任如此。……史涣……太祖初起，以客从，行中军校尉，从征伐，常监诸将，见亲信，转拜中领军。十四年薨。
    这一段史料直接涉及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的设置时间，正确理解至关重要。韩浩为河内太守王匡从事，率兵拒董卓于盟津，当在董卓初入洛阳之际，即中平六年末七年初。《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一》载此事于献帝初平元年正月。据同书卷九《魏书·夏侯惇传》：“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按时在初平元年正月，[6]（卷一魏书·武帝纪），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初平四年四月），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兴平元年九月之前），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据此可知，韩浩于兴平元年（公元193年）因救夏侯惇而为曹操所知，很可能就在此之后不久他由夏侯惇部下转入曹操部下，并向曹操提出了“当急田”的建议，这一建议与枣祗许下屯田的建议当是一致的，时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3]（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三国志》卷一《魏书·太祖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建安元年以后，韩浩被曹操迁为其府之护军。
    护军之职，当是对汉制的继承，并非曹操独创。《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序》：“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太尉……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两处均载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又据《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二人于元狩四年出征匈奴获胜后，“乃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注引《汉官仪》日：“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候、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汉官仪》所谓元狩六年罢太尉而置大司马之说疑有误。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汉代置大司马时则设有护军一职，其职主府中军法监察，故可“比司直”或“更名司寇”。汉武帝元狩五年于丞相府初置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司寇一职初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周礼·秋官·司寇》：“小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以五刑纠万民。”“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7]《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注引《魏略》曰：“曹公置都护军中尉，置护军将军，亦皆比二千石，旋军并止罢。”长史、司马之后注引《东观书》曰：“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可知东汉时长史、司马为将军府之正式僚佐，而中护军则为将军出征时临时所置，当是为了负军中监察之责，曹操之设都护军中尉、护军将军与此完全一致。当时的护军之职还与后来以禁卫为基本职责的护军将军（中护军）有别。《历代职官表》卷四十五《前锋护军统领》“汉”条案语，谓汉代“所谓护军，乃调护诸将之义，非护卫之护”[8]。不过都护军中尉用中尉之名，表明其职已经具有某种类似汉代中尉（执金吾）的职能，即巡察宫（帐）外之治安，维护军国法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