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阿合马一出现在元初政治舞台时，他的一些理财作法就与众不同，是带着崭新的面貌对旧有的观念和传统的冲击，他希望明确职责，大胆放权，而不要各种框框套套捆缚手脚。中统三年，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总司财赋，每事欲专奏闻，不关白省府”（16）。在阿合马看来，省府（即中书省）的那些人并不懂得财经，与其和他们商量，不如直接对皇帝负责。当把这件交由“廷臣议之”时，张文谦说：“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不关预中书，无是理也。且财赋一事耳，中书不敢言，天子将亲莅之乎？”士大夫们往往用“古有”还是“古无”来衡量是非，“古有”就是对的，“古无”就不对。忽必烈肯定了张文谦的观点：“仲谦言是也。”（17）阿合马被孤立了，众多的不精于理财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臣，再加上逐步汉化的皇帝，蒙古族的皇帝要显示自己是中原正统帝王，当然也要以“古有是理”为是，所以，阿合马的带有时代特色的理财措施，遭到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传统观念的强烈抵制。
    张文谦等攻击阿合马专权，凡事“不关预中书”，这并不属实，阿合马对中书省的官员还是尊重的，如至元十四年，忽必烈对董文炳委以重任，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但董文炳“至中书枢密，不署中书案”，阿合马“执笔起请曰：‘相公官为左丞，当署省案’，请至再四，不肯署”。为什么董文炳摆这么大的架子？董文炳说：“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18）分内的工作不干，还冠冕堂皇地讲大道理，意思是，干工作就是迁就，就会“济奸”，反而帮坏人的忙；不迁就也会有危险，还不如只预大政而不管小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是犯了渎职罪，阿合马所说“相公官为左丞，当署省案”是合乎情理的，据此足以证明阿合马“关预中书”。“请至再四”，态度可谓诚恳了。董文炳的“不肯署”则是怕担干系，怕负责任，是一种耍滑头的作法，本不可取，但由于把阿合马定罪为奸臣，似乎这种耍滑头反而成了英勇斗争。
    阿合马作为理财宰相，他为元朝国家创造了很多价值，满足了忽必烈的需要，但他不经中书“一切径奏”的作法，却一再受到指责。至元七年四月，安童上奏说阿合马：“一切径奏，似违前旨。”忽必烈说：“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之，故尔专权耶。不与卿议，非是。”（19）表明了忽必烈对阿合马是“颇信用”的，这就是尽管有许多人反对，阿合马的地位仍十分牢固的原因。
    当阿合马的理财颇有成绩时，忽必烈对他不仅信用，还不允许别人指责他。如“世祖甚爱重”的答失蛮，“尝侍上左右，极论阿合马尚书省政蠹国病民，上怒而斥之曰：‘无预若事’”（20）。
    一方面要利用阿合马，一方面又要限制他的势力的发展。当阿合马为了理财而任用了一些官员时，至元十一年，安童认为各部与大都路官“多非才”，奏请黜汰（21）。阿合马任用的官员，从理财的角度看，大多是称职的，但从传统的角度看，他们既无科举的经历，又无军功，所以“多非才”，既非文才，又非武才，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并没有把善于理财经商看作是一种“才”，这不能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悲哀，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观念下的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
    三
    作为700多年前的宰相，阿合马在个人素质方面，仍有值得称道处。
    （一）实干精神阿合马在至元十九年被王著杀死后，元人将其指斥为奸，然而，一些在古人看来是罪行的，今天看来还是他的善举。如说他：“接受司县职分所掌之辞状，亲米盐之细务，今日点仓，明日点库，外示公勤，内蓄奸贪，失大臣之体，辱朝廷之尊。”（22）阿合马能接受县级单位应受理的辞状，这是难能可贵的，便于了解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在汉人士大夫看来，等级制度是森严的，大官不能干小官的事，把“亲米盐之细务，今日点仓，明日点库”这种实干精神，看作是“失大臣之体，辱朝廷之尊”。实际上这是偏见，阿合马的作法类似于视察仓库，点仓、点库的目的，是要让人们重视仓库管理登记制度，以免杂乱无章，出现漏洞。这种“亲细务”的实干精神为什么出现在一个来自中亚的回回人身上，这与他不受儒家那一套束缚有关，不把“细务”看作小事，这在当时不为人们所理解，认为是反常的现象，是“古无”的，所以是“奸”的。
    （二）容得正直人一般来说，奸臣是容不得正直之人的，但是阿合马却有一些正直的部下，如刘正便为其所容。至元十九年春，阿合马并中书左右司为一，刘正担任左右司员外郎。阿合马被杀后，过了几个月，中书省逮捕刘正，忽必烈问他：“汝等皆党于阿合马，能无罪乎？”刘正说：“臣未尝阿附，惟法是从耳。”阿合马党人伏诛后，忽必烈说：“刘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谓廉洁者。”于是刘正得以放免（23）。可见阿合马死后朝廷搞过一次大逮捕，有着扩大化的倾向。刘正虽在阿合马手下工作，但他仍能做到“惟法是从”，足见阿合马还不至于一手遮天，同时也说明阿合马能长期容纳“惟法是从”不阿附于己的人。
    （三）接受意见在阿合马的部下中，陈思济也是敢于和他作对的，当右相廉希宪罢官赋闲在家时，陈思济拿文件给阿合马签署，左相阿合马拟于右相签字位置签字时，遇到了陈思济的反对，“公（陈思济）以手覆其处曰：‘公不得署此’。众愕眙恐蹈不测，公恬然摄文书以退，首相韪其言，卒不敢擅署”（24）。可见阿合马对陈思济的意见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