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几乎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与编纂工作开始被提出。随后，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编撰出版，这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系统工程。该丛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系统的资料，集中反映了部门、地方、军队整理史料、研究建国以来历史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6月， 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编写、研究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成立以来，在国史编研的实践中，对国史编研的原则、方法和基本要求，也有了一些认识。主要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遵循历史决议，丰富和充实历史决议；注视现实，放眼世界；把握国史与党史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国史的基本要素；通过查档、访问，充分占有史料，深入研究重要的事件、人物和理论；不溢美、不掩过，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写好人物，人物与事件结合，人从事出；叙述为主，适当议论，论从史出；雅俗共赏，生动感人。
    本文讨论其中三个问题，不妥之处请同行批评。
    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研究、撰写好国史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许多论断、概括和阐述，对建构国史的框架，叙述共和国的历史，评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卓越的理论创造和伟大的实践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写好邓小平，是写好国史的一个关键。
    结合国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讨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握共和国本质，其意义十分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48年历史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决议作了基本估计：“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48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巩固、发展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创业、建设的历史，是经过曲折、挫折，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开拓前进的历史。新中国48年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近几年来，有一股思潮，有人概括是“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这股思潮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且一直否定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说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混战，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追溯到戊戌变法，批评谭嗣同是政治激进主义先锋，此后一系列革命都是错误的。说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夷夏之分，反对一切外国进步因素，而琦善是主张开放的进步人士。太平天国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甚至说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毛泽东。如此等等。这些反历史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论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也是一种沉渣的泛起。
    解放前就有一批人是这样来讲中国近现代史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名叫蒋廷黻。此人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他当过大学教授。他讲鸦片战争，就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认为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曾、李、左要是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样观点的一些学者还认为辛亥革命是可有可无的，至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破坏作用。
    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一个原因是由于对近现代历史本质的认识有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近现代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认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从对近现代历史本质的这种认识出发，得出否定革命的错误结论就是必然的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首先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工业化的强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 〕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对蒋廷黻这样一类人来说，更有他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就是以肯定改良主义来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今天“告别革命”论的鼓吹者是对这种历史观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巩固、发展的历史，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呢，还是仅仅是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坚持国家独立和主权，保持民族尊严的现代化。他们把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去掉，只讲现代化；不要社会主义，以此来批判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得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团漆黑，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这同样不单是一个学术问题，鼓吹这种观点的人中有的人是有意要为“西化”、“分化”制造舆论的。
    我这样说，是不是认为我们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可以掩饰我们的失误、错误、挫折以及失败呢？就可以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呢？就应该只说好处不说坏处，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呢？当然不是。如果那样，也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能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使我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怎样把握历史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写好国史，问题比较多地集中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前十七年、尤其是文革前十年的评价上，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若干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小平同志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深刻分析错误，对正确和错误、成就与问题都作了辩证分析，对“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从局部到全局、两种趋势的斗争与反复等）作了具体分析，把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对探索中的发展前进统一了起来，把“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与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但并不是说这20年的历史就是“左”倾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受到影响，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最终从错误和挫折中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应该说，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最终从“左”倾错误中走上正确道路的历史。90年代以来，党史和国史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下面说一说对“前十年”和“‘文革’时期十年”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