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后，古都长安在市场方面的变化更加显著。北宋时，长安（当时称永兴军或京兆府城）的城市建置和布局，由于有关资料较少，详细情况尚不清楚。大体说来，连接几座城门的大街（如景风街、安上街、含光街）等一直是城中最主要的街道。此外还有草场街、九曜街、水池街、衙后街等，也都是市内交通干道。城内以安上门为界，把市区划分为东西各几个“厢”，每厢又分为若干坊。和隋唐长安城相比较，北宋长安城中的官署、市廛、居民区呈现出交错分布的格局，坊市已经没有严格的区分了。地方最高行政衙署处于东西大街与安上街相交的地方。各种名目的寺观、祠、庙遍布于城中各个角落。元朝时，长安城初称安西府城，后改为奉元路城。它既是奉元路的治所，又是陕西行省、陕西行御史台衙署所在地，所以城内分布着省、路各级行政官署。其次，城内还散布着各种宗教寺观和庙宇，府学、贡院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散布其间。从事交易的商业市场和居民区更加混杂难分，而且在元代已形成几个有名的专业市场。这些商业市场往往按照交易商品的名称来命名，如专门出售牛羊的牛市和羊市，专门卖药的药市。牛市和羊市在玄武门（北门）内西侧，两个市场相距不远。药市则位于银巷街西的药市街附近。药市街的得名就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市。其它专业市场如骡马市、菜市、粮市、油市、鸡鸭市等还有不少。
    总之，五代宋元时期，隋唐以前那种严格的坊市制已彻底崩溃。坊市制的破坏，既是长期以来城市商业冲击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古都长安的商业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因此坊市制的破坏，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
    五代、宋、元时期历时近5个世纪。在此期间，长安有时饱经战火摧残，人口流散，商业萧条；有时则相对安定，商业渐次恢复，甚至呈现出繁荣之势。大致说来，这一时期长安商业的盛衰演变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
    1.唐末到北宋初，是长安商业的严重萧条期
    唐末的几次战乱使繁华似锦的隋唐都城长安变成了一片废墟，从而使昔日繁荣的长安商业遭到毁灭性破坏。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城市、市场设施的破坏，例如长安城内的房屋、道路交通以及各种市（肆）、店铺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其二，人口大量死亡或流散，导致居民锐减；其三是长安及关中经济遭到破坏。这几个方面恰好是长安商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唐末诗人韦庄《秦妇吟》说：“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这首诗虽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大体反映了唐末长安城的萧条破败景象。当时长安居民或死于锋镝之下，或四处流散。由于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加之道路不通，粮食难以运入，长安及关中物价飞涨，正常的商品流通已不复存在。
    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关中地区多次沦为战场，长安屡遭浩劫，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当然在相对安定的时候，社会经济能够有所恢复，商业也稍见复苏。但这种复苏总是被频繁的战乱所打断，从而使商业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后汉时发生在长安的叛乱最能说明这一点。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三月，原京兆尹赵赞的部将赵思绾在京兆府城（今西安市）发动叛乱，并联络河中镇节度使李守贞，不久，镇守关中西部的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也起兵响应。后汉政府调兵遣将，久无战功。久经围困的长安城粮食极为短缺，以至出现人食人的现象。赵思绾残暴至极，“杀人而食，每犒宴，杀人数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绾取其胆以酒吞之，语其下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注：《新五代史》卷53《赵思绾传》。）。949年五月，他被迫开城投降，不久又叛，被斩于长安市。赵思绾临刑时，“市人争投瓦石，军吏不能禁”，长安市民恨透了这个吃人恶魔。这次战乱历时一年有余，长安深受破坏，人口急剧减少。长安城内原有10余万人，经赵思绾之乱，人口锐减为一万人，“其饿毙之数可知矣”（注：《旧五代史》卷109《赵思绾传》。）。可知此前长安人口仍有一定规模，此次战乱使长安又陷入极为萧条的状态，长安的商业也再次跌入历史低谷。
    五代时期，商税苛重，货币制度混乱不堪，专卖制度相当严酷，也是阻碍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后唐天成元年（926年），“诏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坊，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注：《续通典》卷16《食货典》。）。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对于食盐实行计户征税的办法，户分五等，每户纳税从1000文到200文不等，同时允许商人贩盐。至晋出帝时，又加收盐税。天福七年（942年），晋出帝规定：“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注：《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政府在关津要道向盐商征收过税（每斤7文），而城市里的盐商（坐贾）又要交纳住税（每斤10文），以前按户等所交盐税依旧照征。这样一来，百姓所吃的盐至少已经交纳了3道盐税，故“民甚苦之”。后周初年，“青盐一石，抽税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五百文，盐五升”，“其后，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商税提高后，“不便商贩，蕃汉人户，求利艰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五代时各个王朝往往实行极为严酷的专卖制度，获利最丰厚、市场最广泛的盐、茶、酒、铁等商品皆实行专卖。当然有些商品有时也会放松管制，允许商人自由经营，其间变化颇为复杂，难以尽述。五代时的专卖制度相当严酷，如后汉时规定，商人私自贩盐“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后周则改为凡私自贩盐“五斤已上者处死，煎鹹盐犯一斤已上者处死”（注：《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酒、曲专卖也是如此，甚至连醋也实行专卖。苛重的商税及严酷的专卖制，对于商人正常经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一种不利因素。专卖制将私营商业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民间商业资本很难活跃起来，所以一般的私营商业很不发达。另外，官僚、贵族经商者很多，普通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排挤，这也是限制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初期，长安和关中地区仍一片萧条。宋太宗时，由于讨伐西夏，“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庐舍顿空”（注：《宋史》卷277《张鉴传》。）。宋仁宗时，余靖又上书说：“今西陲用兵，国帑空竭”，陕西一带，“民亡储蓄，十室九空”（注：《宋史》卷320《余靖传》。）。在当时人眼中，长安仍显得十分荒凉，宋人尚友康诗云：“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红梁羯鼓滔”。惠崇《游长安》诗云：“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若从农业经济的衰落来看似乎更为清楚。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为秦汉时的1/22，足见其衰败之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尤其如此。水利设施的衰败必然导致农业凋敝。从人口多寡也可看出宋初长安的衰落。唐长安城人口至少有七八十万人（注：关于唐长安人口数量，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看法：最少者仅为五十万人，最多者为一百七八十万人，其余有七十万人、八十万人，一百万人等多种说法。详见李之勤：《西安古代户口数目评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2期；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人文杂志》1991年2期；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台湾）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9月；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量与城内人口分布》，《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社教：《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12月）；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20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笔者认为，唐长安至少有80万人口，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人。），而进入宋朝后“仅数万家”（注：宋熙宁七年刻《善感禅院新井记碑》。）。若每户按5口计，则宋初长安当有10余万人，这显然不能和盛唐时相比。总之，在宋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关中和长安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处于凋敝状态。城市衰败，人口锐减，关中经济衰落，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着长安商业的发展。可以说，长安商业在宋初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