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真宗以后至北宋末年，是长安商业显著恢复和发展期
    大约在宋真宗以后，随着关中社会经济的恢复，长安商业也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北宋初年，京兆府所领13县人口仅有52,720户（注：宋敏求：《长安志》卷1《管县》。），平均每县仅4,055户，按每户5口计，每县仅2万人左右。此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逐渐恢复，户口也逐渐增加。据载，宋初京兆府有60,726户，宋神宗元丰初年猛增至223,312户，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更增加到234,699户（注：户口数据分别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元丰初年比宋初人口增加了2.68倍。与此同时，关中农业经济也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以关中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郑白渠为例，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时，已可灌田“三千余顷”（《玉海》卷22《地理》），庆历年间则“逾六千顷”（注：《宋史》卷295《叶清臣传》。），已恢复到唐代宗时的规模，和北宋初相比则已增加近2倍。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郑白渠（三白渠）的灌溉面积一跃而达到“三万五千九十余顷”（注：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比庆历年间的6000余顷增加了4.85倍，也是唐代最高额（1万余顷）的2倍多，宋徽宗特赐名为“丰利渠”。此外，关中其它地区也出现了不少水利工程。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复兴，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宋真宗以后，关中大面积的丰收时常出现，如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时，陕西诸州“连岁大稔”（注：《续资冶通鉴》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己未。）。皇祐三年（1051年），陕西转运使包拯上奏说：“陕西累岁丰熟，今秋又大稔”（注：《续资治通鉴》卷171，皇祐三年十二月戊戌。）。关中农业连年丰收，粮食积储也大量增加（注：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此处参考了杨先生的研究成果。）。
    在此有利形势下，长安的商业也逐渐复苏。长安在北宋时虽不再是国都所在，但由于它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它仍然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宋初以来，这里成为宋对西夏作战的前沿地区，需要大批物资转运过来，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形势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陶谷《清异录》卷下说：“长安人物繁，习俗侈，丧葬陈拽寓像，其表以绫绡金银者曰大脱空，褚外而设色者曰小脱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谓之茅行家事。”江休复《江临几杂志》称：“长安有宝货行，搜奇物者必萃焉。”
    商税收入的丰厚更能说明当时长安商业的发展程度。宋代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大类：“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过税为行商之税，税率为2%；住税则是开设店铺的坐贾所纳之税，税率为3%。据《宋会要辑稿》载，宋政府在京兆府设置了12个征收商税的机构。熙宁十年（1077年）前，每年商税收入56,904贾；至熙宁十年则增至82,475贯，其中长安城区所征商税达38,445贯842文，占整个京兆府的47%。以熙宁十年征收的商税而论，长安虽远远赶不上每年商税40万贯的首都开封，但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仍位居第16位，在整个北方城市中位居第5。而且长安的商税额与南方发达的商业城市如南京市、扬州市差距并不大，如南京商税额为45,059贯，扬州为41,489贯。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如福州市（38,400贯）、广州市（37,308贯）、长沙（33,934贯）、南昌市（28,904贯）等城市则低于长安的商税额（注：此处数字采自杨德泉《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杨德泉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与长安几乎同样著名的古都洛阳也落在长安之后（洛阳为37,943贯）。凡此均说明，北宋时期长安的商业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仍处于先进行列，即使是南方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仍落后于长安。另外从发展速度来看，熙宁十年前，京兆府商税额为56,904贯，熙宁十年则增至82,475贯，增长幅度为45%，增加近1倍。这一增加速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说明京兆府所辖地区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发展速度也较快。
    从长安商人势力之大也可窥见当时商业之兴盛。北宋时期，长安的商人（包括手工业者）先后发生过两次罢市风潮。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知永兴军（长安），起居舍人毋湜向宋政府建议说：“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未采纳其议，但百姓“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间扰惑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值者，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注：雍正《陕西通志》卷41。）。这次货币改制虽未实行，却引起长安市场的大混乱。商人们为保护其利益而举行罢市斗争，迫使当局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秩序，此事足以说明长安商人势力的强大。长安商人另一次罢市斗争发生在北宋末期。宋徽宗时，权臣童贯宣抚陕西，当时“长安百物踊贵，钱币益轻，（童）贯欲力平之，计司承望风旨，取市价率减什四，违者重置于法，民至罢市。……又行均籴法，贱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赏，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关内骚然，几于生变”（注：《宋史》卷317《钱惟演传》附《钱即传》。）。上述事例说明，长安商人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也标志着长安商业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北宋时，长安城郊还出现了“草市”。据元朝人骆天骧记载，草场坡“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号曰草场坡”（注：《类编长安志》卷7《坡坂》。）。可知长安城南门外有一处草市。这个草市大概属于集市性质的市场，不一定就是卖草之市。这个草市的规模也颇为不小。据宋人张礼记载，唐代长安兴道坊、务本坊“二坊之地，今为京兆东西门外之草市，余为民田”（注：〔宋〕张礼：《游城南记》。），说明宋朝元祐年间，长安南门外已出现了草市，且占地面积不小。草市原本是农村集市，属于临时性交易市场。北宋时，城镇附近草市大量涌现，宋政府遂将城外草市人口也纳入城镇户口编制，如宋神宗熙宁七年四月诏：“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如不及一保者，令厢虞侯、镇将兼管。”（注：《续资治通鉴》卷252。）把城外草市、镇市的户口不编制在乡村中，而编制在城镇中，说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使得草市中的人口已不同于乡村中的农业生产者。长安城外出现草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长安商业发展的程度。
    长安市场上的商品也是品种繁多，丰富多彩，既有官僚地主享用的高档奢侈品，也有供给普通百姓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性质的商品，另一类是生活资料性质的商品。属于生产资料类的商品，主要有各种铁制或木制农具，各种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等。这类商品在构成上简单得多，种类也不如生活资料商品那样丰富多彩。在生活资料类商品中，品种繁多，价格差别也相当大，如官僚地主享用的金银珠宝饰品与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米、面、茶、盐、醋、油等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别就很大。这类商品几乎包括了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属于衣服类的有丝、绢、布、帛织品；属于食品类的有米、面、谷、粟、豆、麦、酒及各种蔬菜、水果等，还有文化教育类商品如各种纸、笔、墨、书籍等。宋朝时，长安已不是国都，因而不存在王公贵族、高官显贵这一庞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所以奇珍异货、金银珠宝之类的高档奢侈品的市场需求量显然要比隋唐时期小得多，这样普通商品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