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开发西部的政治、军事、民族政策述评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重新走向了统一，同时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少数民族问题。面对北部突厥、吐谷浑的强大威胁，隋文帝实行“先北后南”方针，采取了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1]的策略。公元582年，文帝即“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成，果相猜贰”[2]，击退了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南侵。之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对突厥实行均势平衡政策，催化其分裂，众分以削其势。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表示愿对隋朝“屈膝稽颡，永为藩附”[3]。从此，突厥所辖各部，随之归附。隋炀帝大业年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4]，隋与突厥及西域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初，杨坚即对西南积极经营，先后在西南设南宁州（云南）总管、西宁州（驻今四川西昌，兼管云南）刺史，积极平定当地首领叛乱，置西南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下。并在西南云、贵、川地区设有犍为（今四川宜宾地区）、越（今四川西南部）、牂牁（今贵州境内，管辖着云、贵、川部分地区）等郡。此外，在今宁夏、内蒙地区设有灵武、朔方、五原、榆林等郡，在今青海、甘肃、新疆地区设有河源（今青海湖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敦煌、伊吾等郡。对上述边疆的有效管治，是隋朝版图奠定的必要条件，为唐朝时期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建立后，唐朝统治者推行“以武拨乱”[5]的方针，次第平定边疆各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唐太宗时，先灭东突厥，将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大地域收入版图；继平吐谷浑，和亲吐蕃，反击西突厥，大破其于伊丽河（今伊犁河）、碎叶河（今伊犁河以南的楚河一带），俘其首领阿史那贺鲁，之后中亚诸国相继称臣贡奉；联盟回纥，统一西域。由是，大唐西部疆界推至咸海，势力范围延至里海。
    在西南，唐朝助南诏立国，控制云南，用其牵制吐蕃。自此，历李世民而其后经武则天、李隆基等进一步经略边疆，使大唐统一多民族国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皇朝初建，边陲刚定，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边疆民族政策，是隋唐统治阶级的一个迫切问题。隋文帝“义兼含育”[6]，结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伦理原则，“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7]，突破了“严夷夏之防”的限制。唐统治者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隋文帝的民族思想，大体形成了以“恩威并施”“羁縻而治”的怀柔策略为核心的边疆民族政策。
    着眼于内地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心理形态诸方面的差异，隋唐对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县制度。唐朝的羁縻府、州大都以少数民族部落区域为州县范围，其都督和刺史大都由少数民族首领充当，“授其豪帅为牧宰”[8]，这既保留了边疆民族的原有部落，避免了民族冲突和纠纷，保持了民族关系的和睦，又使其从组织系统成为唐代版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威并施”，怀之以文德，羁縻而治之，是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辩证统一。受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中原农耕社会经济形态的稳定与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的不稳定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使边疆与内地军事的冲突必然存在。唐朝建国伊始，就在边疆采取了由道、军、守捉、镇、城、戍逐级构筑的军事戍边体系，稳定了边疆社会，对保土安民、推行整个边疆政策提供了基本前提。
    隋唐统治者在对边疆少数民族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前提下，实行积极求和的怀柔招抚安边之策。为加强同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隋唐实行和亲联姻政策。和亲政策的实行，减少了战争，使得边疆地区暂时得到一定的安宁，有利于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客观上冲淡了民族偏见，促进了文化交流，推动了民族同化，密切了中央王朝和边疆政权的关系，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隋唐时期，从怀柔招抚目的出发，还册封了大量少数民族首领。通过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以封官赐爵，册命汗国王或可汗，确定了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政权与中原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使边疆民族政权的机构成为中央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的置羁縻府、州、县，和亲少数民族政策，均体现主动经营、灵活掌握统辖方式的战略意图。其“威”者，武力也，其“恩”者，怀柔也，羁縻而使“恩”“威”并施，文武之道，张弛之间，体现了隋唐统治者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为后代列朝处理其与少数民族关系规划了蓝图。其对西部地区的政治行政设置，将少数民族部落纳入中原王朝统一体系下，是继秦汉之后，中国第二次出现的封建社会统一高潮，有利于国家整体战略的推进，又一次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疆域格局。隋唐的民族政策除了怀柔、招抚外，出于统治集团内部的需要，还实行了一些不利于民族间平等往来的政策。唐玄宗后期，对于滇民族内部的民族纠纷，李隆基未能积极调解，采取缓和、解决矛盾的措施、政策，反而在给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指示中，强调“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9]，奉行“以夷攻夷”的民族分化政策。由于剥削苛重，对立矛盾尖锐，终于酿成了南诏、唐交恶，南诏起兵杀死云南郡守，投靠吐蕃。总体上，隋唐时期，其对西部的经营，特别是对河陇地区、西域等地，始终坚持了以主动、进取、开拓、镇守的主导策略，通过这一系列的重大军事、政治措施，强化了隋唐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其进行积极有为的经济开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