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开发西部的农业政策述评
    隋唐在政治、军事上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西部地区政局的同时，对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进行了积极的开发。
    隋唐为保持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威慑力量，在边疆地区驻扎重兵防守，为了使驻军的粮食自给，解决由内地向边疆长途运输“转运不已”的困难，隋唐开展了以屯垦为中心的大规模生产建设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屯田政策。隋唐的屯田，既有兵屯，也有民屯。兵屯由国家提供屯田所需的种子、耕牛、农具，而屯田收入全部上交国家。民屯既有由国家提供生活所需的粮食，付给工钱，提供种子、耕牛、农具，屯田收入交给国家的；也有由政府提供粮食、种子，而根据用牛情况而收取租谷的。此外还有发配罪犯屯田的，如隋炀帝时，设河源（今青海湖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并“大开屯田”[10]。隋代的屯田主要在今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等沿边地区。唐朝建立后，屯田规模更甚，在东起辽宁西至今新疆、青海沿边地区都实行过屯田。从筹军食目的出发，唐朝屯田西部分布范围较广，由于西北地区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强盛，屯兵较多，故屯田较集中于西北地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战略部署。
    隋唐屯田有着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隋朝在尚书省的工部专设屯田侍郎两人，掌管全国屯田事宜。唐代屯田事务在中央由尚书省工部总领，下置屯田司，设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又有主事、令史、书令史、计史、掌固多人，分管各项事务[11]。各地设“营田使”或“营田副使”，屯设“屯官”“屯副”。
    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背景下，屯田西北，意义重大。1.省却了长途转运粮食之艰难，节省了国家开支，增加了国家财富；2.屯卒亦兵亦农，巩固了国家的西北边防，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3.屯卒屯田，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劳动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而兴修水利，制造工具，整修道路，举办一系列手工业作坊，繁殖耕牛，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加速了西北地区的开发；4.屯田开发，在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深意义上也缩小了中原与边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隋唐时期，由于屯田组织严密，考课严格，屯田收益较好，当地农业获得了重大发展。经过唐代特别是唐前期的开发，唐代初年河陇“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的荒凉景象，到开元、天宝年间彻底改观，出现了“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2]的局面。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尚能保持大体平衡。
    屯田的大兴，使西部特别是西北的水利建设也得到了发展。为了发展农业，唐朝各级政府都较为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视其为组织农业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保证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效地分配、管理用水，唐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一部农田水利法规，即敦煌文书《开元水部式》，其中备载各级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分量，斗门的开闭时期，渠道和斗门的修缮以及相应各级官员的职责等法令。为了有效行使这些法规和细则，唐代前期河西自上而下还有州县官、前官、渠头、渠长和斗门长等多级专职管水人员，对各级人员备有奖惩条法，让其各司其责。
    屯田、水利事业的兴盛带来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致盛唐时期河西地区发展成为国家所倚重的粮食基地。河陇地区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唐朝适时在此推行和籴政策，即国家出钱向农民征购多余的粮食，以备战之用，这解决了内地转输粮食之艰难，虽未见当地农业已超出内地农业水平，但和籴政策推行的前提必然是河陇农民有粮食贮积，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河陇地区农业的发达。
    均田制是隋唐政府的赋税保证和一项基本国策，在西北地区亦推行。在敦煌、吐鲁番发现了若干唐代敦煌、吐鲁番的户籍残卷，是这一地区实行均田制的可靠凭证。均田制使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有利于土地和劳动者的结合。隋唐推行的均田制包含有鼓励垦荒的意图，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隋唐实行的屯田政策，由于其封建经济的必然性，屯田卒和屯民身份地位低下，人身自由受到严重束缚，并且承受着严苛的剥削，生产积极性不够，厌作、逃离、破坏生产工具时有发生。统治者大力推行屯田，农业得到发展，收粟不薄，但这是农作物代替森林草原自然植被的结果，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黄河流域某些水体含沙量的增加、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上资源和环境的恶化，隋唐时期边区屯田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开发必须要适度，适度协调的开发才能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才能为子孙后代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