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的西部畜牧业政策述评
    在古代社会，由于马政不修，许多中原王朝被周边游牧民族击败。隋唐时期，北方面临着如突厥、吐蕃等这样具有马上优势的游牧民族。要克敌致胜，巩固西北边防，势必要重视马政。古称河西“水草丰茂，以屯牧为宜”[13]，《史记·匈奴传》亦载：“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养。”河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宜农宜牧，自古以来便是农、牧经济混合存在。
    隋朝根据这一地区土旷人稀，水草丰茂的自然特点，积极发展官营畜牧业，如在陇右就曾饲养大批军马，兴办马场。唐代在前人的经验上，更是大兴马政，在河陇地区实行屯牧。唐政府在陇右设置了牧马监，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中央设监牧，“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14]。在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下，畜牧业蓬勃发展。其时官马之盛，改善了军队装备，如临洮军有兵15000人，配给8400马，平均不到两人就有1匹。
    唐采取各种途径来发展养马业。除了有严密的管理系统外，选地适宜，还知人善用，如张万岁、王毛仲这些人专门负责经营屯牧。“王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15]。唐朝还制定各项制度，明确赏罚。《唐六典》规定：“凡监牧孳生过分则赏。”开元十一年唐玄宗又颁布，不准宰杀马、驴、牛等大牲畜。唐还注意官马品种的改良，为发展牧马业，推行开放政策，引进少数民族优良马种。通过互市，从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一带就引进34种，从四川西部、云南、西藏及印度境内引进3种[16]。大量优良品种的引进，改进了官马的品质，大大改良了军队的装备并增强了战斗力。
    由于国家重视马政，提倡养马，不仅官马大量蕃息，就是民间养马也有不少收效。高宗仪凤三年，出于军事目的，魏元忠上书：“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17]玄宗时，大力鼓励民间养马，凡私人养马十匹以上者，“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18]，这大大激发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
    养马业的复兴繁荣，促进了国力的强盛、边防的安全，使犯边部族慑之而敛迹，有利于边疆稳定，为边疆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养马业的发展，对唐意义重大，如安史之乱发生后，肃宗李亨起事，就是借助陇右的战马，《唐会要》里说，肃宗至平凉郡，“致搜阅官监及私群牧马数万匹，军威始振”。
    隋唐时期，河陇一带官牧盛行，唐政府十分重视牧马业的发展。牧马业的发展改进了边防军队装备，增强了国防，有利于保证边疆稳定，为生产建设提供良好氛围，同时，一定条件内也为屯田提供了畜牧供给。然而，囿于生产力认知水平的局限，隋唐政府与秦汉统治者亦然，未能重视畜牧业的全面发展，过于看重政治、军事利益，不能从宏观上制定畜牧业发展政策，仅单一发展畜马业，而忽视其他畜种，未能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这不能不说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大憾事。
    四、隋唐的贸易政策、文化交流述评
    隋唐两朝建国后，充分注意到商品交换对于内地与边疆交流的重要性，遂采取鼓励商业贸易的政策。由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社会分工不同，导致了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因此，内地与边疆互通有无，贸易关系的存在是必然的。隋唐为适应这一需求，实行由官府主持的边疆与内地互通有无的经济沟通手段，这就是互市贸易。
    隋建立后，一方面重视军事斗争，巩固政权；另一方面派遣重臣裴矩在河西走廊进行经营。大业初年，裴矩即到魏晋以来西北丝路贸易的门户张掖，“监知关市”“引致西蕃”，进行招商活动，与西域诸国进行广泛联络，并命沿途郡县出资迎送客贾，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使丝绸之路上商贾往来相继，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对刺激西北地区综合经济开发有着积极意义，隋朝的经济影响迅速扩展到欧亚大陆广阔地区。
    唐代的西部商贸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更为繁荣。互市有着完备的组织机构，唐继承隋制，设“互市监”，诸“互市监”总隶少府寺，设有监1人，丞1人，录事1人，府1人，史4人，价人4人，掌固8人。与隋相比，官阶皆较高，显示了互市监地位的日益重要。诸互市监，“各隶所管州府”“掌诸蕃交易之事”[19]。唐互市产品主要是内地之丝织品、茶叶和粮食与边疆之马、驼、骤、牛、羊等牲畜，总体上是一种民族间平等互利、贸通有无，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关系。
    对于民间贸易，唐朝亦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唐代开疆拓土，远逾中亚细亚，政治开明，无种族界限之分，中西商贸不绝，使节往返频繁，唐代丝绸之路的经营，使丝路经济达到空前繁荣。唐代之丝路交通，自敦煌出发，主要有三条：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方）、渡北流河水，至大秦（即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今地中海）；中道自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经拔汗那、昭武九姓地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今罗布泊南一带）、于阗、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喝磐（皿）陀，渡葱岭，经吐火罗（今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至北婆门（今印度北部），达于西海。唐时中西贸易及文化交流，大都是经此三道彼此交易往返。近年丝路沿途考古已经发现有大量与唐朝同时代的伊朗萨珊王国、拜占庭、大食倭马亚、阿巴斯王朝的货币以及来自西亚甚至欧洲的宝石、琥珀、精美的手工艺作品，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丝绸之路中外贸易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