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造备忘录贸易形式
    中日贸易基础虽已奠定并使双方贸易迅速扩大，但是日方并非以政府出面与我国订立协议，在日美安保条约存在的情况下，日方包含许多变动因素而极易使中日贸易产生新波动甚至危机。同时，日方未以政府出面而仅以民间出面与我订立协议，也使中日贸易存在三个重要缺陷：（1）没有长期计划；（2）日方不能向中方出口成套设备并派技术人员来华安装；（3）不能使用延期付款方式。 这三个缺陷限制了中日贸易规模。为了减少日方变动因素以预防中日贸易波动，也为了克服上述三个缺陷，周恩来考虑创造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开始他曾设想采用第三国担保形式，但由于当时很难行得通而放弃，于是周恩来又设想了备忘录贸易形式。即中日贸易由双方有名望的个人来担保，这种“个人”应是虽不参加政府但却是政界元老并对政府决策有很大实际影响的“个人”。日方可由自民党元老、现任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担任，中方可由廖承志担任。此后可订立长期计划、日方可向中方出口成套设备，也可使用延期付款方式。而且，这种备忘录贸易虽然表面上不是官方的，但实质上是官方的，是政府间的贸易备忘录。周恩来这个设想，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赞成。1962年9月，池田首相专派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访华， 并授以全权，同时还派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专务董事田林政吉、国会议员小川平二随行，以示政府支持此次访问。松村谦三此行专为与周恩来商讨落实备忘录贸易形式而来，他到北京后，周恩来和陈毅很快接见了他。周恩来还专门在中秋佳节的第二天举行欢迎宴会，庆贺松村一行的到来。周恩来、陈毅连续同松村谦三进行了三天友好、坦率的长谈。当时，周恩来考虑中日关系正常化还须走漫长的路，因此同松村达成了以“积累方式”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识，即从扩大贸易入手，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周恩来说，“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够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够平行发展，双方既要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经济关系，又要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政治关系，并且应该使这两方面的关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不是相反。”〔2 〕周恩来与松村谦三着重讨论了中日贸易问题，最后确定了四点内容：（1 ）采用以货易货的做法，以便使双方进出口基本平衡；（2 ）开列各自出口的主要商品，进行综合性的贸易；（3）双方贸易合同应是长期的， 以五年为期；（4）日本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 四点内容确定之后，松村谦三推荐由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砢达之助担任日方代表，另行访华与廖承志商定具体方案，达成备忘录贸易。松村回国后不久，日本政府即派高砢达之助以前通产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身份率42人大型代表团于当年10月访华。10月29日，周恩来、陈毅举行宴会欢迎高砢一行。周恩来在宴会上说：中国方面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恢复中日正常关系。他还重申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与松村达成的共同意见。此后周恩来与高砢举行会谈，就备忘录贸易问题达成共同意见。廖承志又与高砢达之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协商。11月9日， 中日双方达成《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廖承志和高砢达之助在备忘录上签字。周恩来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他在签字仪式上把中日民间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比喻为两条同时运行的轨道，而中日贸易则是在这两条轨道上前进的列车，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把这个中日贸易的列车开好。”〔3〕
    《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内容，是确定两国间以五年为一个时期的长期贸易关系，确定了两国间的主要贸易品种，规定日本向中国出口商品中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法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支付方法。其特点是：第一，这是由中日两国政府支持的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虽以中日双方有名望的人士担保，以民间的备忘录形式出现，但它是由日本政府首相出面邀请日本知名人士搭桥，并授以代表政府全权的前提下，由日本知名人士与中国总理直接谈判达成原则协议的备忘录。双方的担保人也是政界要人。廖承志和高砢达之助实际上是各自政府的代表。而且，备忘录还规定两国政府要按备忘录方式签订的有关协定给予保证。因此，它实质上是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定。第二，备忘录使中日贸易纳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从时间上看，它规定以五年为一个贸易时期；从贸易种类上看，它规定了综合的性质和品种，并且打破了甲甲交换、乙乙交换的框子，扩大了双方交易余地。因此它实际上突破了“巴统”的限制。周恩来称它为中日贸易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平等互利的途径。第三，它不限于经济领域。它是在中日双方确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中日双方达成这项备忘录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种中日双方全面联系的渠道，发展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第四，备忘录开了中国从西方引进新技术的先河。备忘录规定：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以此为开端，中国不断从中日贸易中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而当时日本的新技术大多是从美国引进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我国从日本引进这些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第五，备忘录以日本政府支持为背景，实行分期付款的结算方法，并由生产单位之间直接交涉签订长期贸易合同，这使两国贸易界对中日贸易更加关心。而且，此前中日双方签订的“友好贸易议定书”仍然有效，这就形成了中日贸易的两个渠道。在日本，“友好贸易议定书”由民间贸易促进团体经办，“备忘录贸易”是半官方的，两者相互促进，不仅使中日贸易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起了关键作用。第六，备忘录由双方常设组织机构加以保证。备忘录签订后，中方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了高砢事务所。此外，中日双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和松村谦三，经济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刘希文和高砢达之助、冈砢嘉平太。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砢事务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高砢事务所（也叫办事处）实质上是日本通产省的外围团体，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下协调外交部、外贸部专门开展对日工作的机构。这两个机构的性质和处理事务的职能均超出了经济领域。为进一步巩固中日建立起来的联系，松村谦三在池田首相支持下第三次访华达成了双方办事处在对方设立机构的协议。在此基础上，双方约定，廖承志办事处派驻日本的办事机构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日方派驻中国的办事机构为高砢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的事务所不仅负责经贸业务，而且负责新闻记者互派等经济以外的工作，负责处理双边关系的具体事务。这样，中日贸易就有了组织保证，并发展到广阔的双边关系领域。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备忘录贸易是周恩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中日贸易形式。这一形式不仅起到了稳固和扩大中日贸易关系的作用，而且形成了两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中日贸易形式。这一形式不仅起到了稳固和扩大中日贸易关系的作用，而且形成了两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双边联系的纽带，起着使两国关系通向正常化的桥梁作用。同时，备忘录贸易也创造了国际贸易关系的特殊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