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学家认为，累居尔的书是德奥回忆录的转述；说累居尔的书（《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是遵照拿破仑一世的旨意而出版的，目的是为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即1812年入侵俄国的战争）制造舆论。
    继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之后，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1877 -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列强先后有意在一些国家的出版物上抛出了这个伪造的彼得大帝的政治遗嘱。当然，彼得大帝以后的俄国沙皇政府曾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对外实行扩张政策。但我们不能以彼得大帝以后的沙皇政府实行彼得的扩张政策，来论证彼得大帝这个政治遗嘱的存在。
    我们再从这个遗嘱本身所具有的文风、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一些语句等方面来看，也会发现不少疑问。早在1876年斯凯勒在其所写的《土尔克斯坦》一书中说：“几乎不需要说明，这个所谓遗嘱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概念，是绝对不可能为彼得大帝或他的同时代人所运用的”（11）。在遗嘱前言和遗嘱的正文中有一粗鲁的、有损于俄罗斯人尊严的提法，是不符合彼得大帝口吻的。就遗嘱本身的内容来说，虽然在有些方面是符合彼得一世的对外方针和达到这种方针的策略手段，但是也有不符合的地方。
    而且，从这个所谓政治遗嘱的成文时间来看，说法也不一致：一说是1724年；一说是1722年。再说这个所谓政治遗嘱的各种译本的条文来看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十四条。有的说是十一条，也有的说是十五条。比如说，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一本书上引述了彼得大帝的这个所谓政治遗嘱。其内容除了前面所谈的十四条外，还加上第十五条。这一条说：“我俄国宜由此等谋策，以经略两欧也；经略之事，大系于我国之盛衰存亡，决不可忽诸”（12）。
    从以上情况来看，所谓彼得大帝的政治遗嘱，无疑是后人伪造的。
    （二）
    现在让我们来看被人称之为彼得遗嘱的一封信的真伪问题。
    在北方战争的第一阶段，彼得一世打败了瑞典军队，获得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广大地区，解决了俄国在北方的出海口问题。但为了在南方夺取黑海出口，彼得还须同土耳其军队作战。在对土耳其宣战的当天（1711年2月22日）， 彼得一世签署了关于建立元老院（参政院）的诏令。元老院由伊·阿·穆西--普希金等9 名元老组成（13）。当彼得一世率军到前线作战时，元老院代表沙皇处理重大国事。
    1711年夏天，彼得一世亲自率领俄军远征普鲁特，结果大约被十九万敌军重重包围，在这十九万敌军中包括土耳其军队119665人，鞑靼军队70000人（14）。当时，俄军“已减少到3万8千人左右”，“土耳其军队以五倍于俄军的兵力占领了普鲁特的广大地区”（15）。在这危险的时刻，彼得预感到自己已有被战死或被俘的可能。因此，在普鲁特会战最紧张的这一天（1711年7月10日），彼得一世想到了后事，考虑到王位继承人的问题而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派一名军官送去彼得堡。这封信后来也被称之为彼得的一份遗嘱。遗嘱写道：
    “现告知你们（元老们--引者），我和我们的军队并非由于我方罪过或者失误，而仅仅是因为情报失实，已被极为强大的土耳其军团团包围，所有取得粮秣给养的道路均被切断，如无上帝助我，除了彻底失败，或者我论为土耳其人的俘虏之外，我看不到有任何别的出路。如发生这后一种情况，当我本人不是以自己人的身份出现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不应再尊我为君主，不再执行我对你们的要求，即使是我亲自下的命令。但是，假如我阵亡了，你们一定会得到我死亡的确实消息，那么，请你们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位最无愧于我的人当继位人”（16）。
    这封被称之为彼得一世遗嘱的信，最先是在雅·施特林（1709-1785年）编的《彼得大帝的故事》中见到。施特林是德国人，毕业于莱比锡大学，1735年来俄国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后来在俄国宫廷图书馆任职，并做过彼得三世的教师。据施特林说，这封信的原件曾保存在彼得一世的办公厅里，此信曾由“该办公厅主事米·米·谢尔巴托夫公爵向许多著名人物展示过”（17）。
    施特林作为彼得大帝的崇拜者，他在俄国生活了五十年，同俄国王室的关系密切，肯定是见到过不少俄国宫廷档案，知道不少有关彼得大帝的事迹。所以，他在编著《彼得大帝的故事》一书时，就其所用的材料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收集在该书中的彼得一世给元老院的这封信（1711年7月10日）。至今未发现其原件。因此，长期以来关于这封信的真伪问题，一直在俄国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中展开讨论，至今未达到一致的看法，存在着分歧。
    俄国伟大的诗人兼历史学家亚·谢·普希金对此信持否定的看法。他在为编著《彼得一世史》而准备的材料中说：“施特林断言，这封致元老院的光荣书信保存在帝国宫廷的陛下办公厅里。但遗憾的是：故事看来无非是他本人（施特林）所杜撰”（18）。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尼·格·乌斯特里雅洛夫（1805-1870年）曾专门撰文，认为彼得给元老院的这封信是膺品，“是施特林所编造”（19）。支持乌斯特里雅洛夫这种观点的，还有菲·阿·维特贝格等历史学家。乌斯特里雅洛夫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彼得一世不会受权元老院当他在普鲁特前线牺牲时去另选王位继承人，因为他的儿子阿列克谢还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当时的彼得一世并未褫夺皇太子阿列克谢的王位继承权，因为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如此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