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众所周知的说法是“百官无禄”。为什么没有实行中原俸禄制度，其采用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又是什么，史学界有过一些讨论。（注：参见［韩］朴汉济：《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北朝研究》1993年第1期；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8页；粱满仓：《北魏赏赐制度述论》，《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杨际平：《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但是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这一问题仍有补充的必要。
    一般说来，一个政权采取何种官员薪酬分配形式，除了客观条件和传统的影响，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也有很大关系。拓跋珪本人有着良好的政治素质，他重经术，好黄老，热中于专制主义思想，积极吸取以往国家统治经验和教训，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对于包括俸禄制度在内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取向，他有很多思考。因此，如果说北魏前期官员薪酬分配模式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被动接受某种传统（如“游牧部落传统”），也许并不是曲意抬高古人。
    一、拓跋珪对官、禄制度的思考
    天兴三年（400）十二月乙末日和丙申日，拓跋珪连接发布两道诏书，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丙申诏书的主题即官、禄制度，大意如下：（注：参见《魏书》卷2《太祖纪》。）
    首先，诏书总结了上古以及周、秦、汉国家兴衰治乱的经验和教训。拓跋珪认为，上古之治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周朝“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权臣干政，“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下凌上替”。时至秦汉，“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这些弊病的产生，都是由于“贵尚名位”。
    接下来是拓跋珪对“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的官场风气的批判。在他看来，古代设置三公，是要委以重任，不是虚崇于高官厚禄。职司的地位高低，应该取决于人主的意志，“用之则重，舍之则轻”，既然如此，就不必固守官职的名称，所谓“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
    在提出改革官号的理由之后，诏书进而论述道德与地位的尊卑关系：“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蔀家矣。”所谓“覆餗蔀家”指豪贵之家而败，恰与“荜门垂范”相对。
    所谓“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一语道出了拓跋珪所赞成的权与利之间的关系。他提醒官吏不要“昧利”而求名，因为“利之与名”，乃“毁誉之疵竞”；要守本分，这样才能立世保身，所谓“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
    最后，诏书再次强调道德与名爵的本末尊卑关系。“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利用名爵时，要严加控制，否则以上提到的弊病就不可避免。
    概言之，诏书所表达的政治见解可以归纳为：第一，拓跋珪将官、禄制度看成治乱兴衰的关键因素。第二，他很清晰地了解国家管理体制在周、秦、汉之间的演变脉络，那就是流动性的秦汉官制代替了周朝的世袭制；在官员薪酬分配模式上，伴随着先秦“世官世禄”模式消亡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俸禄制度，成为秦汉以后中原国家分配模式的代表。第三，拓跋珪对周秦汉制度进行了批判：自周至秦汉，国家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以位制禄”方面，则是一致的，而“贵尚名位”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形成，正是因为利益与官位紧密相连，利益诱导人求官，从而使“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他自己的理解是：官吏的权与利由君主赋予，权力是职责的保证，而不是个人营私的工具。在职责与利益的关系上，他强调前者，对后者却满不在乎，他要求官吏在“昧利”与“荜门垂范”之间进行明智选择。第四，拓跋珪要针对“秦汉之弊”进行改革。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史书的某些记载，不妨将这封诏书视为拓跋珪政治思考的一次总结。皇始（396-397）以后，随着北魏进入中原，国家机构迅速膨胀，政体的选择成为重要课题。《魏书》卷33《公孙表传》云：“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以巧利，深非之。表承旨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据《资治通鉴》卷111，公孙表上书在天兴三年之前不久，那么公孙表上书，是与拓跋珪对权与利的思考有密切联系的。
    丙申诏书所阐述的核心要素为权力与利益，形之于制度，二者分别表现为官制与官员薪酬分配模式，从而构成官僚制度的两个方面。拓跋珪的时代，在薪酬分配方面，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包括：常规政治之下的中原标准俸禄制，以激励为目的的赏赐制，常规政治被打乱之非常时期应急的各项分配，以及本民族的传统分配方式，等等。所有一切都有待于统治意志的取舍，当然，也不排除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