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如《崔玄伯附崔宽传》所谓“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暗示了一种薪酬分配方式，地方治民官吏因为直接负责征收，有条件自行解决其生活问题，但是要受到某种标准的限制。可以推测的方式是，他们可以按照某种比例从所征收的税粮中提取。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数额规定，官员自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以不引起民众反感为标准，如崔宽所为。
    最后要谈的是军府官吏的薪酬分配。作为军事机构，军府与租调收入不发生直接关系，应该是一种完全的国家供给制。所以，北魏初年平定中原后所设军府，在前期“百官无禄”的基本情况之下，却有所谓“食禄主帅”的称号，《魏书》卷58《杨播附杨椿传》载：杨椿“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慑。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溅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
    军府主帅的食禄标准当由国家所定，而供给由当地财政负责。杨椿为定州刺史，中山郡在其辖内，因有供给军府之责任，故有可能发现问题。
    至此，可以初步为北魏进入中原统治初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提出一个模式：官司的廪给提供官吏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对地方治民官吏，在规定某种标准的前提下，国家允许其享有较为优越的份额，而对地方军府主帅也有明确的薪酬分配标准，由当地财政供给。以此为基础，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在此之上是班赐，对象为从征者或某个官吏群体，班赐在很高程度上与功劳直接相连。再往上，则是对功绩优异的个人的赏赐。
    三、余论
    受制于战争形势和财政状况，标准俸禄制无法实施，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有发生，北魏初期亦然。不过，与统治意志相比，客观理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从形式上说，如廪给、班赐、个人赏赐等薪酬分配形式在中原都普遍存在，但中原薪酬分配模式的基础却是与官品紧密结合的俸禄制。只不过在拓跋珪看来，这种制度弊端丛生，不能作为治国的基本制度。
    北魏初期的薪酬分配模式，由于班赐在其中具有显著地位，使分配标准更大程度倾向于功绩，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大为削弱，分配权力更直接操作于执政者之手而非附丽于既定制度。同时，个人所得之多寡更大程度取决于其在历次军国事务中的表现，而不是官位等级。这种薪酬分配模式的优越之处可以概括为二：其一，作为最为显著的内容，对个体以及功勋集体的赏赐的功次标准，使薪酬分配制度所应具有的激励机制得到加强；其二，皇权掌握并随机运用薪酬分配权力的结果是增强统治能力，从而抑制类似周、秦、汉制度之弊端。
    天兴年间几位佐命元勋先后被诛，说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拓跋珪对官员“权”、“利”的要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落实为政治实践。第一个牺牲品很可能就是拓跋珪早年流亡生涯中的追随者、“二十一元从”之一的李栗，李栗因“性简慢”、“不肃”，于天兴三年十二月被杀，时间就在丙申诏书公布之后。另两位佐命元勋拓跋素延、和跋则因生活奢侈被杀。不仅如此，丙申诏书所具有的法律性效力，足以使既定薪酬分配模式延续下去。
    北魏前期，这个模式在具体操作上处于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如，太宗时期，以政治等级为标准的班赐多起来，而世祖时期的战后班赐也兼顾到了留台官员。地方官的薪酬分配也同样经历了调整过程，就是标准逐渐具体化，在显祖、高祖之际终于出现郡县长官食禄的字样，此即《魏书》卷7上《高祖纪》所载延兴三年二月诏书中提到的：“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
    还可以看到，在中央官和地方官之间有一个经常的流动，以此来调节官员利益分配。由于地方官薪酬较为优厚，中央官出任地方官，也很可能是凋整二者差异的常用办法。
    最后，根据黎虎先生的研究，北魏前期相当长时间内，狩猎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狩猎物的班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为重要的官员薪酬分配形式之一。（注：参见黎虎：《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