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魏初期的官员薪酬分配
    毋庸置疑，北魏初期最为显著的官员薪酬分配形式当属“班赐”，登国年间（386-395）尤其如此。
    自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重建代国政权，到登国十年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大捷，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的基本形式是战争，同时，战争虏获也是重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如朴汉济先生在《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一文中论述的“战争-掠夺-班赐”，就成为直接而有效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据《太祖纪》，登国年间见于记载的班赐如下：登国二年春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登国三年六月破获库莫奚之后“班赏将士”；登国六年冬十月征蠕蠕，“班赐从臣”，十二月破刘卫臣，“班赐大臣”；登国七年五月“班赐诸官”；登国十年十一月参合陂大捷之后“班赏大臣将校”。
    在这十年时间里，班赐能否覆盖整个的国家管理层面？答案是肯定的。建国之初，官僚机构极其简练，无论是原代国已设立的南北部大人、内侍以及大致由汉族士人担任的长史、郎中令，还是代国重建之际设立的外部大人、都统长、幢将以及此后设立的将军、中部大人和天部大人等，既是战争的领导者也是直接参与者。无论赏赐对象在称呼上有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员大致都在班赐范围之内。
    另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是班赐的标准。对战利品的分配而言，总的原则精神应是论功行赏，以功次为基本标准。即，“班赐（赏）……各有差”这种通行的表述，其所显示出的等级首先应该以功次而定。如，“王建……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十户”。（注：《魏书》卷30《王建传》。）“太祖班赐功臣，（安）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吏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注：《魏书》卷30《安同传》。）按，王建于登国元年建国之际被任命为外部大人，安同随后因出使功也为外部大人，二人政治身份大致相当，那么，二人所得份额的差异，明显与功次有关。另外，从安同的资料还可以看出，“论功行赏”一事颇为严肃。
    除了功次，政治身份的高低是否也是影响赏赐份额等差的因素？比如在同一功次上，将领与普通士兵是否平均分配？通常说来，差别是应该存在的。
    暂不考虑政治身份的差异，以功次为标准本身足以使表面看来比较随意的战争班赐具有严格的内在秩序。总之，登国年间的班赐，无论从对象还是标准上说，都比较适应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北魏国家政治。
    皇始元年九月，北魏攻克并州，开启入主中原的序幕。为适应中原统治需要，国家政治体制随即发生变化。并州平后，“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以）下悉用文人”。（注：《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克邺，北魏对后燕战争胜利结束，进入中原统治时期。天兴元年十二月己丑（初二），拓跋珪按照中原模式正式即皇帝位，而与中原原有政治形式和政治水平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建设早从当年六月即迅速展开。在中央，新增许多文职部门；在地方，除了州郡县、军镇，军事机构军府也成为常设机构。官僚体制迅速发育，不可避免地对官员薪酬分配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必须提供稳定的薪酬以维系官员的生活及职责。
    当时，由于战争依然对国家发展起重大作用，战后班赐仍然拥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沃土。又据《魏书》卷15《拓跋仪传》：“又从讨姚平，有功，赐以绢布绵牛马羊等。”则天兴五年六月至十月间对姚平战争结束后，也有赏赐。《太祖纪》载，天兴六年十月间有诏命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十有一月庚午伊谓大破高车”。依例推之，随后或有班赐。
    整个天赐年间（404-409），据《太祖纪》，除了元年三月离石护军刘托受遣“率骑三千袭蒲子。三月丙寅，擒姚兴宁北将军、泰平太守衡潭，获三千余口”，不再有其他战事记录，大规模的班赐也不见记载。
    这样，从皇始元年到天赐六年的十四年时间里，天赐之前的八年里，班赐依然频繁。天赐年间的六年里，战争形势明显沉寂，如果说此时战后班赐作为显著的薪酬形式暂时退出薪酬分配领域，应该是说得通的。
    现将皇始、天兴年间的班赐稍做简单分析。九次班赐中，第五次即天兴二年年七月七日（辛酉）鹿苑（平城以北）大阅之时的飨赐，很明显与北魏七月七日讲武的习俗有关。（注：七月七日讲武始于昭成帝建国五年（342）。）赏赐内容可能是狩猎物，也可能有农产品。第六和第七次，赏赐内容为来自农业租调收入的布帛。前者很可能属于新春的恩赐，“群臣”的概念应该是中央和地方的全体官员；后者从时间上看也很可能与七月讲武有关，对象是中央和地方全体将士，是专对军事系统的赏赐。以上三次属于以节庆为由而进行的赏赐，在古代这是统治者的经常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性。在拓跋珪时期，据现有资料还看不出制度化的痕迹。以上非战争班赐的标准，大概应是政治等级。
    再看战后班赐。无论从频率还是数量上讲，战后班赐在薪酬分配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同样，班赐标准具有严格按功次分配的特征，除上述拓跋仪的资料，再如《魏书》卷33《张济传》所载，张济“频从车驾北伐，济谋功居多，赏赐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口”。上列第一和第二次班赐发生于中原战争的白热化阶段，特别列出“功臣”，明显具有论功行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