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经济变革不但解放了维兰，而且也使农民的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了。一部分自耕农通过购买或侵吞公簿持有地和租佃自营地而致富，成为小地主，而更多的自耕农只占有少块份地，或成为无份地的农民。例如，林肯郡的弗里拜，1381年时有16户，其中最富裕农民的财富是最贫穷农民的两倍左右，到了十五世纪末，有十户，其中三户完全没有土地，而两户却出类拔萃地富裕。这些富裕的自耕农跻身于乡绅之列，加剧了封建阶级内部土地所有权分配的变革。
    总之，随着城市的兴起，商品货币经济冲垮了旧的领地占有制的基础。1290年“买地法”非但没能挽救旧制度的没落，反而给土地转让和买卖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旧的领地占有制的瓦解，庄园经济的崩溃。大贵族因领地的被分割而日益衰落，刚刚崛起的乡绅所占有的中小领地由于土地抵押和买卖的侵蚀以及富农甚至富商的跻身而渐渐变成无条件的所有权。自营地的放弃与出租，货币地租的盛行以及依附性维兰份地制度的崩溃，使“大部分土地变成农民的自由所有权”，（15）因而，十四至十五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变革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
    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质变是继十四至十五世纪之后更加深刻更加普遍的变革。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资产阶级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它不仅导因于毛织业的兴盛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业和农业中产生和发展的产物。这次变革主要表现在土地自由买卖与转让的广泛性、商品性上。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寺院土地世俗化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教会地产组成了传统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陷落，这一关系就站不住脚了。”（16）
    宗教改革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全欧州的广泛的政治运动。英国的宗教改革是通过英王自上而下完成的。英国不能容忍罗马天主教会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干涉。在圈地运动掀起的土地占有热的浪潮中，乡绅新贵族和城市富商垂涎于教会财富（拥有全国耕地30％，而寺院又占其中一半），迫切要求剥夺教会地产而自肥。离婚案只不过是英王亨利八世用以摆脱罗马教皇以及没收教会财产而解决自己财政窘境的借口。1536--39年通过了解散寺院等一系列法令，出现了寺院土地世俗化以及国王出售所没收的土地和部分王室土地的高潮。据统计，1536--1636年间，教会和王室共失去价值650万英镑的土地。其中1543--47年间，亨利八世把没收的1593英亩寺院土地中的1527英亩出售或变相出售了。他的继承人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也分别出售了价值83万和82万英镑的土地。
    寺院土地的世俗化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权赖以生存的重要堡垒。据《维多利亚英国郡县史》统计，1540--1640年间，在国王所转让的905个庄园中，作为“封地”赏赐的只有19个（约占2％），而绝大多数（占97％）的都以出售或抵押、交换、赠予等变相出售转让了。可见，正是国王自己，一改过去分封土地的传统，开创了公开、合法、大量买卖土地的风气，从而导致了作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变革第一特征的土地所有权的“多变性”。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中部几个郡为例制作了1540--1640年土地所有权变动的一览表：
    
    从上表可见，不论是世俗土地还是教会土地的所有权都比过去多变。即使世俗庄园，也只有{K516202.JPG}仍在某一家族中，而且在受变动的1284个庄园中，又有{K516202.JPG}庄园的转让次数在三次以上。当然，世俗化的教会土地要比世俗土地更经常得多地投入土地市场，而且有一半庄园转手了三次以上。
    土地所有权如此程度的变动，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瓦解，土地日益获得资产阶级所有权的特征：土地成了“商品交易”甚至投机生意的商品。“商人阶级中复有组织营业公司以买卖地产，贸迁取利者”。（17）尤其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由于地租上涨9--12倍，商人、企业家等更是蜂涌到农村抢购土地。他们把“购买土地或抵押土地作为自己投资的通常方式”。（18）
    土地的商品化，必然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地产的买卖，地产之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终形成。”（19）旧的封建贵族的彻底跌落，新的乡绅贵族的崛起，这是十六至十七世纪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又一特征。
    经受十四至十五世纪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尤其是玫瑰战争以后，虽然有少数旧的封建贵族侥幸得以增强，但大多数（{K516203.JPG}左右）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彻底没落了。十五世纪末拥有价值1394多英镑地产的肯特伯爵、格雷家族1541年的破产，就是典型的事例。难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常提出象“博亨上那里去，莫尔雷上那里去，摩提默上那里去了？不，更重要的还是，安茹王朝上那里去了？”的问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