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东西制度比较研究，必需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侧面先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和研究中国史的同行相似，我们对西方这个侧面的认识也并非一致。如对英法君主专制的性质、它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这个专制制度作一些探讨：追溯两国君主专制产生的历史因素，考察专制政权的官僚机构，分析专制国家政策的实质。这些探讨没有涉及东方国家的情况，未必能算东西比较研究，它们不过是作者提出来求教的几个问题。
    一、英法封建前期历史发展的趋势
    英法两国的君主专制，都在进入封建后期时开始形成。其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指出的：那时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均势，已构成了君主专制的社会前提。[1]因此，一般研究君主专制制度， 把考察重点往往放在十五世纪晚期或以后的英法历史。但是，这个社会前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然不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它就只能是君主专制以前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在整个封建时期，英法的政治制度几度变换，相同地经历了封建等级制、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三种形式。而且西欧还有一些国家，也或迟或早地经历了同样的三种政治形式。看来三种形式的前后更替，似乎是西欧封建国家的一般规律。而这种有规律地发展，同西欧封建前期确立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状况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君主专制的历史，而有必要首先考察它的史前史，有必要从封建前期的社会中追溯君主专制的历史因素。这或许是认识它的阶级性质的一把钥匙。
    “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2]我们先看法国的情况。 早在法兰西王国建立之前，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已是封建领主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的政治结构则是封建贵族等级制度。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形式上与秦汉以来的中国封建制度完全不同。它正是我们考察的起点。第一个法王休·卡佩，“即位时王权处于最低点”；[3] “国王”这个宗主称号仅仅意味他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并未能使贵族对他效忠、服役；“联选制”的创立更表明王室的虚弱。所以，卡佩王朝从一开始就有加强王权、战胜割据贵族的需要，而这一需要的现实前提是城市的兴起。城市经济当时是“封建时代所有制的主要形式”，[4] 是“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5]市民作为封建社会被压迫等级， 在同其直接压迫者贵族进行斗争以争取自治时，需要王权的保护；而作为货币持有者，它能向国王提供资助。这正是王权和市民联盟的基础。凭借这个联盟，卡佩王朝多次战胜贵族。但王权、市民和贵族之间的联系和斗争，是以王权不断加强为主导的封建等级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国王们看来，他们同市民联盟来反对贵族，就象是同某一些贵族联盟来反对另一些贵族一样，都只是为了王权的强大。因此，他们在同贵族斗争的同时，也“往往为其自身权力，力图削弱或控制城市的独立”。[6]所以，恩格斯说“事情并不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破裂后又重新恢复”。[7]“到1270年，城市自治运动已经衰落， 国王以对城市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获益”。[8]从法兰西王国最初三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不管是贵族割据还是城市独立，这两个离心力都“开始为卡佩王朝君主政体的不断发展所遏制”。[9]这说明引起地方分权制的两个过程， 还在封建前期“就产生了实行君主专制的必要性”；[10]不过当时市民的力量远不足与贵族抗衡，阶级对比形势还不能使这种必要性成为现实性。能够成为现实的是各省和全国等级会议的相继出现。这种以王权为主的剥削阶级联合统治形式总结了三百年斗争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王权与市民、贵族既联系又斗争并使王权不断上升的运动规律，在这段历史里已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且从中能看到法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趋势。
    几乎在同一时期，由于三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和王权不断加强，近代民族诸要素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增长，自九世纪以来以语族为基础向法兰西民族的发展加快了进程。这一进程又促进王权的发展。“王权是进步的因素，……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11]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与叛乱的贵族对抗，没有王权便不可能出现民族统一；市民在政治上是上升王权的盟友，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准备了物质前提；分裂、叛乱的贵族既阻碍着城市的发展，又阻碍着民族国家的形成。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王权的威望在正在形成的民族中日益提高，它作为民族代表的地位逐渐为各阶级所承认。扎克雷起义队伍的旗帜绘上了百合花，贞德人民军的勤王，兰斯加冕对战局的扭转：都是明显的例证。在非常形势下爆发的巴黎市民起义和农民起义，被国王与贵族的联盟迅速镇压；国家机器恢复和加强，财政重被控制和各项战争税继续征收，以及一系列军事行政改革，表明“国家的幸福有赖于君主而非等级议会”。[12]艾田·马塞失败的教训使市民卑屈地投靠了王室，富人终于以购买官职跻身于贵族行列；“等级会议不再具有重要职能”，各等级“要求国王无须召集议会以进行统治”。[13]王权至此取得了最后胜利，民族国家君主专制的出现是它的标志。
    英国封建社会的起点和法国相同，也是领主所有制的经济和贵族等级制的政治；在王权不断上升和民族君主国家逐渐形成的总趋势上，也和法国相同；但它的发展道路却呈现了许多独特情况。诺曼征服和按集权方式实行封建化，使英国封建制的政治形式较为完备，王权比同时期法国的要强大。英国城市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城市仅有一些自治权而从未获得独立，繁荣城市多为国王直接辖治；它们对王权也起了促进作用，但并非以“联盟”形式，而具有被强制的性质。这使城市对国王的离心力也可转化为对大贵族的向心力。尽管上述特点使中央集权在早期有一定发展，但也未能避免贵族的分权活动；贵族乘十二世纪中叶王室内讧之机，“使封建无政府状态达于极点”。[14]到十二世纪末年，王权“开始明显依赖城镇和郡的中等阶级的支持”。[15]这和法国王权与市民、贵族之间的矛盾运动十分相似，但小贵族逐渐同大贵族分途而与市民的利益接近则是英国特有的。经过十三世纪长期、反复地斗争，王权终于从一再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没有剥削阶级的联合支持，自己不可能单独发展和巩固。于是四个等级的议会在英国出现。海峡两岸的英法殊途同归决非偶然地巧合；法国各等级矛盾运动的规律，在英国表现为王权在与四个等级的联系、斗争中得到发展。从十三世纪晚期至十四世纪的一系列制度和立法、议会的演进、治安官吏的发展以及民族意识和反教会情绪的增长，[16]似乎也能看到君主政体将继续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