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权的上升相联，英国走向民族统一的趋向也十分明显。诺曼征服后经济的发展，各个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不同语言的融合和文化的兴盛，都表明民族要素的迅速增长。但金雀花王朝为争夺在法领地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英法百年战争，严重地分散了英国的精力，阻碍了民族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自十三世纪晚期开展的反罗马教廷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并且经常以议会的法令形式出现，从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至威克利夫倡导的市民异教广泛传播，以及农民平民异教的兴起，终于形成一个全民族的教会改革运动。至此，民族统一运动得到巨大成果：“英语成为法庭辩护和审判的语言。……开始在学校中教学，议会也用作开幕词”；[17]威克利夫的英译《圣经》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十四世纪晚期先后出现。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的威望，甚至在被压迫阶级中也得到承认。如长诗《庄稼汉皮尔斯》的作者郎兰德，虽然主张改变现状，但却肯定国王的作用。[18]比他激进的约翰·保尔，在起义前夕仍想说服理查德二世：“让我们到国王那里去吧！他还年青……”[19]也正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在统治晚年已“企图建立专制体制”。[20]说明国王在民族中的威望是与其在国家中的权力俱增的。百年战争的彻底失败，使英国的精力得以集中于岛国之内；蔷薇战争中贵族的消灭殆尽，则为民族统一清除了障碍。专制政权的形成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回顾英法的历史我们看到：王权不断加强和民族逐渐统一，以及这两个进程相互结合而形成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是两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而这两个进程和它们的结合早在封建前期即已开始。构成君主专制社会前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均势，正是封建前期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王权、市民、贵族三种力量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君主专制是英法封建前期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无论是王权上升和民族形成，还是王权与贵族、市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一切归根到底的原因是经济。城市兴起和市民等级的出现，就是封建早期经济发展的产物。十二、十三世纪城市的繁荣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十四到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先后在英法的萌芽和不断增长，都说明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还没有奠定新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把封建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21]在封建社会内部正在成长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能起的作用是促进旧的封建经济加速瓦解，推动市民或后来的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封建统治者则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不断调整其上层建筑，以维护封建主的根本利益。这正是继封建等级制改变为等级君主制之后又发展为君主专制的原因，它们都是“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22]
    二、专制政权机构的组成人员
    君主专制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所以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但是君主决不可能包揽一切，专制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掌握在大批文职、军职、神职的官僚手里。他们能够“通过宫庭、军队、教会和最高行政当局施加间接的政治影响”。[23]因此，考察专制政权机构的组成人员，有助于了解这个政权的阶级性质。恩格斯曾经将普鲁士君主专制机构的官员分为四部分：“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较少的部分由上层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24]说明普鲁士专制机构主要由贵族组成，资产阶级极少。我们看看英法专制机构的情况是否也和普鲁士的相同。
    “法国专制主义的缔造者”路易十一，由于痛恨他父亲的宠臣，即位后清洗了那些一向由高级贵族充任的“世袭顾问”，而从低级贵族和中产阶级中选拔贤才。另一方面，他扩大了出卖官职的范围，除了财政官外还允许出卖司法官。这两项措施并非出自对资产阶级的好感，不过是为了专制君主的利益。前者可以打击大贵族，选用适合的官吏以加强行政效能。这就象卡佩王朝把“宫廷的职务对有才能的教士和中产阶级开放”一样，“因为他们忠于国王，有事业心而无封建野心。”[25]后者则是十四世纪以来国王们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可以说两项措施都是法国传统政策的继续。对照路易十一同时“削减城市自由，亦开始取消地方和行省的独立”[26]，可知这些措施的实质是加强专制。但从此任职和买官为富商进入贵族行列开了方便之门。至十六世纪，卖官风气日盛，范围遍及许多行政机构，成为合法制度；国家还专门设立了卖官局，并设置一些新的官职专供出卖。于是，新的穿长袍的贵族日益增多。随着价格革命的影响，旧的世袭贵族的地位更加衰落，他们甚至把城堡、彩邑和纳贡地也售给富商；另一些人则采取同世袭贵族联姻的办法而取得他们的姓氏。通过这两种新途径成为贵族的人还同时取得了教会和军队的职位。到了十七世纪，法国已出现了一批新的官僚地主贵族，他们“掌握了军队、教会和高级行政机关中所有领导职位并与世袭贵族分享宫廷职位。”[27]有名的枢机主教黎世留就是新贵族的代表。由于享有贵族的免税特权便不能经商，新贵族脱离了正常的工商活动，他们凭借特权经营地产，或者以占据的官职兼营包税。这些新兴的官僚地主贵族补充了旧贵族的队伍，成为君主专制的主要支柱，而且将他们的命运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专制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国家有限的、断断续续的保护关税政策下经营手工工场和垄断贸易，而主要靠发放国债和包税发财以积累资本。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极少。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在1481年以后长期没有召开；虽然大部分行省的等级会议照常举行，但对专制政府的政治和财政不起大的作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均势表现在：资产阶级已发财致富，是国债和包税的主要获利者，它也和劳动人民共同组成纳税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新、旧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政治地位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1560年至1614年，曾经召开过五次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在前四次会议中“资产阶级几乎没有代表，……会议主要成员是官吏贵族。”[28]1614-1615年的三级会议里，“第二等级主要是地方世袭贵族的代表。……也有出身于十六世纪，甚至十七世纪初受册封家庭的人物”[29]。第三等级的“一八八名代表中，仅十二人是商人或地方三级会议的代表，其余都是中级地方官吏的代表。……许多人是领地所有者，是城市议会的成员。……他们中谁也不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这种活动与他们的特权是不相容的。”[30]足见第三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是享有特权的新贵族。在这次会议上，第一、二等级的代表企图利用亨利四世被刺之后的形势，提出“恢复旧贵族对农民的完全统治，并把国家机构和御前会议的权力交给旧贵族。”[31]新贵族占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代表，则反对旧贵族的分权企图，他们特别强调尊王：“任何精神的或世俗的权力都无权从王国手中夺去我们的国王的神圣之身，或免除他们的臣民的尽忠和服从的义务。”[32]所以，较之旧贵族，新贵族更是专制君主的忠实臣仆。通过黎世留对专制政权的强化和旧贵族进一步没落，新旧贵族逐渐融合，至十八世纪“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之间的界限已不存在。“革命前只有百分之五的贵族属于旧的世袭贵族，……统治阶级的执政集团几乎都是新贵族的成员：1718年至1789年的六十五位大臣中。有六十二人是新贵族。”[33]说明十八世纪法国的专制机构尽操于融合了的贵族手中，资产阶级只能在地方议会作有限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