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展开过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国少数学者也就中国历史提出了对封建经济危机的见解。封建经济危机问题之所以广泛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是因为它关系到由封建社会经济形式如何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转变，正如英国学者R·H·希尔顿所说：“所谓危机就是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的历史的转折点”①。大家知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②。否定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来之前，会出现社会变革浪潮的前锋，封建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浪潮前锋”③。本文试图就中国14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察封建经济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一
    “经济危机”的概念，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产生的，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产销失去平衡，对社会再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质，而且发展趋势是日益频繁，周期性短，一次比一次深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所引起的不治之症，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应当适用于对封建经济危机的分析。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在中国学术界最早提出了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观点。该书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接着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里，由于战争、灾荒或瘟疫等原因，也曾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大的恐慌和混乱，出现过经济危机。但那是一种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二者是根本不同的。”④这里所谓的“根本不同”，只是危机表现的不同。《辞典》没有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产生经济危机的社会基本矛盾，更没有指出危机对社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显然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如雷同志近年在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的封建经济危机的看法。他也认为生产不足是封建经济危机的表现，但他从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他说：“我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也一再遇到困难和阻碍，不断爆发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危机是生产过程的个体性与大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引起的”。又说：与西方不同，中国“因为土地能够经常买卖和转手，所以除此之外，基本经济矛盾还不断由于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大而趋向尖锐，引起经济危机一再爆发”。他最后说，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一次比一次深刻，“沿着这种趋势顺其自然地发展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天然终点，就会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度矛盾而爆发封建制的总危机”，或者说“必然会在末期经历最后的危机”⑤。他所说的“总危机”和“最后的危机”，都是指封建制度存亡继绝的危机。由封建经济危机衍生的政治危机，就是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覆灭。
    胡如雷的上述看法，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展开论述的。他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化的规律，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结局，籍以透射出新的历史转折的熹微晨光，给人以启发。但是他完全忽略了他所说的封建社会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其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最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方式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产品先按劳分配后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制度，为先进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除去障碍。这里，先进的生产力（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根本条件和动力，舍此无他。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之衍生的政治危机却不是这样。按照胡如雷的观点和分析，中国封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程的个体性与大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引起的”。所谓“生产过程个体性”，无疑是指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并不是当时社会的先进经济组织形式，相反，“按其本性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⑥，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代表这种经济形式的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是保守阶级，“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⑦。农民因其守旧，提不出任何比封建制度进步的社会制度。他们也有过“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使自己处身其中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土地、赋税、力役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农民、地主、王朝三方面为此展开激烈的斗争。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诸国不同，中国封建王朝是建立在所控制的广大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它从这个基础取得宠大国家机器（宠大的官僚体系、宠大的军队和特务机构）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因此，历代王朝建立后，总是用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经济政策（明王朝叫“计口授田”）和抑制兼并的政治措施，保持自耕农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日益加重对自耕农民的赋役压榨，以满足其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王朝赋役对农民压榨之重，往往不亚于地主对佃农、雇农的剥削，终又迫使他们抛荒逃亡，破坏了王朝初建时所维护的基础。宋代范镇说得很清楚：“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能宽其力役，轻其租赋，虽大熟使民不得终岁饱，重敛在前故也”⑨。人民连最低的生活要求都得不到，再生产如何进行，社会经济如何不陷于萧条、残破？与此同时，地主豪绅乘机加紧土地兼并，与王朝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在全部封建势力压迫下，终于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演出一幕幕悲壮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活动范围广，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而且最大的特点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政权。因此，中国农民起义最大的积极意义是推翻旧的王朝，迫使新王朝再度分配土地或承认他们在起义中各自夺得的一小块土地，减轻赋役，使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⑩。所以，“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11）。但复兴也只是暂时的，若干年月之后，赋役又日益加重，土地兼并又日益激烈，农民抛荒逃亡和武装起义的剧幕又再次拉开，如此反复进行。于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呈现出这样的景况：土地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是走马灯式的更迭。这就是胡如雷所说的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然而，尽管这样的周期性危机反复了许多次，一个王朝在危机中灭亡，另一个王朝在危机中崛起，中国的封建制度却依然如故。中国周围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马克思说：“亚洲各个国家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12）。或者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13）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并未沿着胡如雷所说的那种趋势，顺其自然地发展到它的终点。尽管宋、明、清三代的农民起义在每一阶段都始终不断，与各个王朝相始终”（14），但封建王朝的相继灭亡，并不就是封建制度总危机到来，更不是封建制度全面崩溃和结束。总之，胡如雷关于封建经济危机的论述，终究未能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未揭示出社会变革的途径和动力。其根本弱点是完全忽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过高地估计农民和农民战争的作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有句名言：“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15）这是农民自身所绝对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