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封建主义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是两种绝然不同的经济形态的更迭。封建经济形式是以农业为本，世界上一切封建经济形态原则上都是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秦汉直到明清，无不强调“农为国本”，“农桑王政之本”。他们所谓的“农”，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规模狭小的农业，其技术，落后守旧，不求进取；其组织，男耕女织，农副结合；其目的，上纳租税，下养家口，自给自足。他们把工商业视为“末业”，作为农本的附属和补充。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中，人们按等级和职业分别开来，“各安其生”，特别要求农民“尽力畋亩”，“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6），把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固着在狭小范围之内。这种封闭的经济形式，限制着人们天赋才能的发挥，阻碍着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不破坏它，整个社会经济要得到长足发展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以工商业为本，把农业也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要求打破封闭隔离的格局，把社会经济各部门通过市场联系起来。它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因而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实行专业分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新的领域，生产出日益增多的财富。但这并不是久已有之的现成经济形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发展。因此，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必须有这样一种力量，它负有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破坏旧的经济形式，一方面孕育和助长新的经济形式。这个力量就是也只能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流通）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出现的，它在相当长时期处于封建农本经济的从属地位，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为他们所控制，市场狭小，但本质上与农本经济是对立的。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潜在的对立日益成为尖锐的对抗，冲击着封建制度各个方面，首先冲击故步自封的农本经济。同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逐渐孕育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的，商品经济就是这母体中的胎盘。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西欧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国家实行“重商”政策，就起着这破旧立新的历史作用。显然，由农本而重商，是商品经济与农本自然经济的冲突，是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基本经济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商品经济是生产力的社会表现），是新旧社会经济形式生死斗争的前奏，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必经的途径。由农本而重商这一转折形成的经济动荡，是封建社会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世界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开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商品经济破旧立新的伟大历史功能。他们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在它们的不同形式上主要面向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发生着解体的作用。”（17）它一步一步地使生产依从交换价值；它一步一步地把直接的使用价值推到幕后；因为它使生活依靠出卖多于依靠产品底直接利用。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因而促进货币流通。它最初只触及生产底剩余；以后逐渐把握到生产本身。”（18）“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炮火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19）“商业原来也是行会工业、农村家庭工业和封建农业得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20）总之，“它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最早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1）马、恩的这些话虽是就西欧历史发展而作出的论断，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
    直到16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肯定的事实。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500年以来的世界》一书中说，欧洲一直拿不出能在亚洲市场出售的商品，只能用贵金属来支付，“到16、17、及18世纪还是如此”（22）。这里所说亚洲市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商品。另一位美国学者卜德也说：“二千多年来，……中国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美洲向中国提供的东西”（23）。还有英国、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国学者也都撰文肯定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对外贸易的繁盛正是国内商品经济发达的反映。的确，15世纪以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商品范围扩大，进入市场的不仅有供应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更多的是一般人民日常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据1451年北京附近大兴、宛平两县统计，征税商品有270余种，都是农业和手工业一般产物（24）。这与该两县靠近首都有关，江南经济繁荣地区亦当如是。商业资本大为发展，“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5），并非都是与政府勾结以牟盐茶之利，而是大批伸入到各个经济领域，伸入到市镇乡村，将工农产品运贩各地。16世纪初叶，一个苏州布商贩运到辽阳的棉布，一次数达三万匹（26）。新的工商市镇星罗棋布，有的乡镇，如苏州盛泽镇、嘉兴濮院镇，贸易额年达万金，数十万金（27）。不少手工业者在商品生产中资金积累日多，设备日增，生产规模日大，成为雇佣工匠的工场主，浙江仁和张瀚一家就是其中之一（28）。海外贸易虽遭封建王朝严禁，但仍以走私方式继续发展，与日本、琉球、南洋和西欧商人的交易未断。丝调、瓷器及其他一般工农业产品的输出，赚回了大量白银，为国内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仅1597年与西班牙商人的贸易，输当白银达345,000公斤，相当于明王朝每年货币赋租400万两的两倍半（29）。以上这些引人注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对封建经济起着瓦解作用并孕育出新的经济因素。关于商品经济对农本自然经济的侵蚀，我曾有专文进行过探讨（30），勿须重复。这里只对胡如雷的有关论断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不宜片面地夸大某些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直到明清时期，农民出卖自己的产品只是自给物品中的一部分，是“为买而卖”，不是为了生产价值，而且“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生产”，这就值得商讨了。就全国而言，当然不能说已有相当多的农民在从事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几省，确已有不少农民进行着商品生产，不妨略举数例：太湖周围府县农民，不少以生产商品丝、绸为业，“以蚕代耕”，投入这项生产的，不仅有妇女也有男子。长江三角洲盛产棉花，不少农民以种棉织布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嘉定县农民“种稻田不能什一”，“独托命于木棉”，棉花收后，“市中交易，未晓而集”（31），上海200多万亩土地，大半用来种植棉花（32），原棉布匹销于各地。这些不能说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主。有的地方完全不种粮食，专植经济作物。“出（漳州）郡南五里，有乡田塘北，居人不种五谷，种花为业，花之利视谷胜之”（33）。广东、福建出产龙眼、荔枝、甘蔗，获利甚厚，不少农民毁稻田以种，其中有以此致富者（34）。这些地方所需谷米由外境供应，以致因闽粤争购，粮食涨价（35）。胡如雷自己也曾举出陕西固城附近“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商人每年以数千万里来收购的史实（36）。难道这些以种植经济作物获利，以商人为雇主的农业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仍然是“为买而卖”的“封建性质的生产”？把当时的商品经济的程度估计过高不行，一概抹煞也不是实事求是。只能说进行商品生产的农户是有的，但在全国农业中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