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等也提出挑战。早在南宋时期，叶适（1150-1223）批评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37）陈亮（1143-1194）则强调农商相辅相成的关系，“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把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38）。明代张居正、张瀚等人发挥了陈亮的思想。张居正说：“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商农之势若权衡然”（39）。张瀚认为“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40）。强调商业在整个封建农本经济中的作用，是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修正，而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则是对“重本抑末”政策的直接否定，当然，封建王朝不会因此改变这一传统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也还未达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阶段。
    总之，15世纪以后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对旧的封建制度起着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正在为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成长创造条件。旧制度正在遭到破坏，新制度已被土萌芽，这不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是两种经济制度此消彼长的矛盾。
    面对着商品经济的挑战，封建王朝用加强对商业压制的办法来维系其农本经济的基础。他们对商业规定了种种限制，如城市工商业的军管制度，铺户审编制度，掠夺性的采办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加重商税，“天下税课，独苦在商”（41）。封建王朝征收商税的目的，除为增加财政收入外，更主要的是以此抑商。明成祖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42）万历时期大臣吕坤（1536-1618）说：“征商以抑逐末之人。”（43）明人宋濂等修的《元史》中也说：“商贾之有税，本以抑末”（44）。君臣百年之间异口而同声。在商税的重压下，许多工商业破产，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一些士大夫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大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对政府竭泽而渔的重税政策提出批评。张瀚说：“征商非盛世之政，驰十之二，商贩税趋。”（45）伍袁萃则根本商税的正当性，认为“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实衰世苟且之政，圣王之世无闻焉”（46）。至否定于一般工商群众，直接用武器的批评来代替批评的武器。据统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20年代，全国发生的工商业者的反抗斗争（“民变”）大小30、40起（47）。其中最大的有1599年（万历27年）山西清源县王朝佐领导数万小商贩反对“中常侍马堂榷清源横征”的暴动（48）。1601年苏州手工工匠葛贤领导数万人举行了驱逐税监孙隆的暴动（49）。1602年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对税监刘成的斗争（50）。1447年（正统12年）浙江处州庆元县叶宗留的起义，是矿主与矿工联合反对封建政府的斗争，不属于农民起义性质，叶宗留自己是个犯禁私采银矿的业主，“雇矿手二百余人，开矿大作（51）。这些斗争虽然与农民起义一样，最后失败了，但其性质与农民起义是根本不同的，是要求发展工商业，是商品经济与农本经济矛盾的阶级表现。起义者虽还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毕竟是一支新的力量，其斗争方向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由农本而重商的要求，应予以充分重视。
    三
    中国毕竟没有象西方和日本那样，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成为外国资本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学术界纷纷讨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提出了各种意见，大部分是从经济上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作出回答。他们的研究有不少收获，但仅此一方面是不够的，而且若强调过份，不免流为片面。恩格斯说过，“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52），有的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另辟蹊径，扩大了探索的领域，但也还只限于分析封建专制政府对农民沉重的赋役压榨和对农业再生产的束缚，这仍显得不足。须知受封建专制政府压榨和束缚的不仅是农民和农业，还有正在发展中的工商业。“重农抑商”的要害在抑商，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正起着破旧立新的历史作用，扼制它的发展，就是扼制社会的进步。中国自16世纪后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能不就这点来考察。
    考察必须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全局中来进行。本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特别是16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历史的时代，全球海上航路大开，中国不仅与周围日本、南洋、印度等地区国家和民族关系密切，而且与远在地球西端的欧洲诸国的关系也由开始建立而逐步加深。各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互相交流，同时又互相竞争，以此来决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胜者为雄，败者为奴。15至17世纪，是世界历史开始新的伟大转折时期，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时西欧国家、通过海上的探险活动，打开了东西方海上通途，扩大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扩大商人开拓市场、广求富源的眼界。荷、英、法等国在政府支持下，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内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束缚，在海外用各种手段来开拓殖民事业，夺取黄金、白银、原料、市场、劳动力（奴隶）等等，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最早的历史。这时期的中国则相反，封建统治者昧于世势，满足于自己的地大物博等近乎静止的条件，用陈旧的“天下”观念来对待正在急剧变化和发展的世界。他们以“天朝”自居，既不知各国正努力争富求强，更不知国与国以商战竞富逞强。尽管当时中国在各方面有良好的条件，他们却把这些条件当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依恃，大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53）。这话使人深思，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落后的原因，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和排外政策，早在14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明王朝建立后，借口国内政治事件和对外防止倭寇而厉行海禁，接着清王朝亦因郑成功据守台湾而厉行迁海，前后数百年内中外正常的通商往来遭到阻绝。然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54），正常的商务之路不通，必然采取别的途径。或是一伙伙商入拉帮结{K516403.JPG}，冒禁进行海上走私贸易，16、17世纪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和船只难计其数；或是远离故国，侨居海外，与当地和西方商人进行商业交往，到日本、南洋各地的华侨数以万计。无论是海上走私集团或海外侨商，其经济和武装力量都相当强大。他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内足以与西来的殖民主义者抗衡，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通过海外贸易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可是，正当西欧各国政府支持海外活动之时，中国的海外活动却受到本国政府的打击，海上走私贸易集团一个个被剪除。16世纪50年代王直集团之被剿灭，不仅现在看来是愚蠢的，即在当时也有人为之愤愤不平（55）。至于海外华侨，不仅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的斗争未得到本国政府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它的压制。1593年吕宋华侨潘和五、郭惟太反对佛郎机（西班牙）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郭惟太回国却受到惩办，潘和五被迫流落安南（56）。在这各国相互竞争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是如此顽梗，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演成国家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