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谭嗣同知道了“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便自称“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学统，其遗著《仁学》就可以说是“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的阐明乃师学说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谭嗣同是弟子，若其遗著是依据康有为的学说所作的话，其师之地位就会变得无限之高了。
    顺便提一下，《仁学》中《支那哲学》栏是从上述《清议报》第2册开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启超明确地说明了谭嗣同“服膺南海”，《仁学》是为了“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的著作。（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哲学杂志》第145号也刊登了这篇序））第4册《谭嗣同传》中所描写的康谭关系，在刊载开始时，就已经被考虑到，《序》与《传》的共鸣关系就很明显了。
    梁启超的记述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必须确认的是，《仁学》刊载的意义在于使康有为的学说更有光彩，并且这是梁启超在登载开始时就主张的。换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那么，与“南海之宗旨”的相异的部分（注： 例如，《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这应该是第2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
    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