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载在这里的《谭嗣同传》大幅度地修订了《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修订的大部分就是删除，与《清议报》刊本谭传的2800字相比，它仅有一半左右的1470字。删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变前夜的八月三日（旧历）在法华寺要求袁世凯举兵的场面（约550字）等在内的多方面。（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没有被删除。也许是广为流传，已经为人所接受的缘故。）这里仅对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记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与康有为关系的记述。在上述自称“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遗著《仁学》“衍绎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删除了。除此以外，还有对“南海先生所发明”之学理（大同平等的条理）“则大服”，对其佛学解释（华严性海之说等）“则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关于“南海先生”组织强学会，光绪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记载都被删除了。加上甚至连谭嗣同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此诗在《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多被刊登，虽然江湖上演传的谭嗣同诗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删除诗本身的做法应该说是失当的措施。），也被删除了。这是为了取消昆仑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释，一起删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议报》本中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在单行本里，完全被删除了。
    谭嗣同的《仁学》，以前为了宣传其意义，被披上了康有为学说的外衣，而现在这件外衣却由梁启超自己将它脱了下来。这是与梁启超包含在《南海康先生传》里的，对康有为“诀别宣言”（注：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国家主义。而梁称自己现在已经移向国家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号，第6311、6334页）。可以认为这是包含在该《传》里的一种诀别宣言。）相呼应的一种表态。这里，梁启超在思想上告别康有为已经达到决定性阶段了。
    那么，与梁启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项内容，全部被删除了。连显示两者特殊关系的比喻“程婴许臼、月照西乡”都被删除。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使人对《去国行》的措辞抱几分怀疑了。现在我还没有探明这一疑问的解释方法。
    这且不提，对于本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的记载被删除了，（注：当然，将《仁学》中平易的部分登载在《清议报》上，编辑谭嗣同遗著的内容，也与之相呼应，被删除了。）而且还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转换，虽然与《清议报》第85册所载的广告所说的内容相呼应，但是与在这之前的《清议报》上所登载的事实相矛盾。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为了避开这一前言后语的矛盾，梁启超将单行本拿到了《国民报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议报》馆。
    结语
    综上所述，单行本的刊行是为了结束谭嗣同遗著《仁学》的发表。而且，附录的谭传则是一份辩明书，它是想表明《仁学》的发表是在与梁启超无关之处被实行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想在把自己开始刊登的事实变得模糊一些时，将帷幕落下来。在《清议报》第100号的概括文章里，将其功劳限定在最初发表中，也是与此对应的措施。顺便提一下，在单行本的发行处的《清议报》上，或是登满书籍广告的《新民丛报》上，基本上没有《仁学》的广告，（注：《清议报》第85册以后，不登广告。到了《新民丛报》第10号时，也只有在《清议报》第100册的广告中，总算有了“哲学·谭浏阳仁学”一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与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态度相适应的。
    梁启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学》在开始刊登时，就像《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中所说的那样，谭嗣同与自己之间是以“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年半后《仁学》刊行结束时，完全相反，单行本附载的《谭嗣同传》中记述的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仁学》。在亡友遗著发表之际，梁启超所取的态度是，并不是将作品尊重为作品，而是将它活用在宣传自己思想立场上去了。梁启超后来作了“《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启超居东后“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亡友”的自我批评。[9]（P69）毫无疑问，在这里，《仁学》的刊行问题投下了很浓厚的阴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在全书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议报》上的连载就只能继续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说，梁启超分别使用了《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和《仁学》中的谭嗣同，这样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变记》中的谭传被认为是梁启超撰写的正传的缘故，“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记述以及异常的发表形态，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读者面前。但是，这一期间的具体真相变得明确的话，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实践中，梁启超思想上的诚实性就展现出来了。可以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过渡时期，梁启超能够在其参照系统转换时持有绝大影响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贯穿在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
    （本文由日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翻译，特此鸣谢--作者）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Ⅰ[C].北京：中华书局，1936.
    [2]梁启超。三十自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1[C].北京：中华书局，1936.
    [3]清国殉难六士传[J].知新报（日文），第75号，1898-12-23.
    [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A].戊戌变法史研究[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6]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A].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7]冯自由。横滨清议报[A].革命逸史：初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
    [8]本馆告白[J].清议报，第44册，1900-05-09.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4[C].北京：中华书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