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实行隶农制经营的奴隶主、富裕市民和致富的自由农民，经过若干世纪的演变，也蜕变为新兴封建主阶级。它与隶农阶级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新的阶级关系。这就为封建制的形成创造了阶级前提。
    土地制度的变革，自然经济的深化，新的阶级关系的构成，促成了帝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主要指隶农制大地产独立倾向的日益增强。
    商业和工业的萎缩，城市人口的减少，使农业成为主要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生产形式。而乡村大部分是由隶农制大土地主所控制，有些大土地主的地产包括一个郡。这样就使地方政府和庄园管理机构合二为一。到帝国晚期，隶农制大地产俨然一个小王国。庄园拥有武装和堡垒，并有权阻拦政府官吏对罪人的追捕。大土地主成为各地的政府首脑，他们审理案件、征集赋税和管理公路等，因而大大地削弱了奴隶主阶级的中央政权，为封建制的形成准备了政治前提。
    隶农制产生之后的第二个社会后果是促成了罗马奴隶制的演化。罗马古典奴隶制是最野蛮的奴隶制形式。奴隶主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进行残酷的奴役。奴隶制的卫道士加图指示奴隶主们，“必须保证奴隶们忙碌”，当榨干奴隶的血汗时，就象“卖掉衰老的公牛”那样，卖掉“老的和病的奴隶”④。加图的寥寥数语，便勾画出奴隶主的贪婪和残忍，以及奴隶的非人的社会地位。
    随着隶农制的产生和发展，奴隶制使向缓和的方面转化，奴隶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从帝国时代起，人们就试图用立法的办法来限制奴隶主的横暴和消除奴隶制的那些不健全的形式。在尼禄（公元56-68年）时代，根据佩特尼乌斯法，禁止不经过高级官吏的判决就送奴隶与野兽决斗。特别是到了三世纪，一些法学家已从自然法的角度把奴隶视为普通人。如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乌尔披亚努斯指出：“从民法的观点来看，奴隶是什么也算不得的。但是根据自然法来看，便不是这样子。从后者的观点看，一切人都是平等的。”⑤后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隶农制的进一步发展，细小的经济越来越重要了。大土地主便把自己的地产分成若干地段，交给奴隶耕种，然后向他们征收租税。这种从事独立经营的奴隶，经济状况比前略有改善，法律地位也相应提高。这时的立法规定，要照顾奴隶的家庭关系，分割地产时，不要使奴隶妻离子散。君士坦丁大帝在366年所颁布的法令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⑥。
    很显然，帝国末期的奴隶制已演化为与隶农制相近的较温和的奴隶制。当然，隶农制和奴隶制还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这是不能混淆的，但二者并存于隶农制大地产上。隶农制是新生的封建因素，而奴隶制则是没落的社会制度。通过几个世纪的转化斗争，封建因素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时至四世纪，已形成取代奴隶制的趋势。然而，一小撮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阶级，竭力运用手中的政权，阻止封建因素进一步发展，并使其打上奴隶制的烙印。隶农制作为不发达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冲破旧生产关系和奴隶制上层建筑的束缚。因此，它急切地要求用暴力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
    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旗手新兴封建主阶级，还未形成与帝国奴隶制政权相抗衡的阶级力量。同时，他们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卑视劳动群众，不可能借助奴隶和隶农的革命力量来摧毁奴隶制政权。于是，蛮族入侵便成了为封建制度催生的决定力量。
    日耳曼人是蛮族的一支劲旅，是摧毁西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日耳曼人生活在北欧严寒地区，这种气候有利于人体健康和人口增殖⑦。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日耳曼人经常把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中的贵族和平民都一样多，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便到远方去寻找新的生活区⑧。早在二世纪，哥特人就是这样从北欧来到黑海北岸的。375年，匈奴人一声震天的长鞭，打垮了东哥特联盟，吓跑了西哥特人，揭开了蛮族入侵的序幕。日耳曼其他部族，蜂涌而来，与帝国内的奴隶和隶农革命运动相配合，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并建立了若干个蛮族王国，从而改变了西欧的政治面貌。自此，西欧进入封建主义的新时代。
    二
    日耳曼征服者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摧毁西罗马帝国之后，对帝国的封建因素实行了保护政策。
    日耳曼征服者没有完全剥夺罗马大土地主，而是按比例进行土地分配：对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只占取耕地的三分之二；对东哥特人则更宽容一些。狄奥多里克的宫相卡息奥多拉曾说：“土地的分配促进了地主们的和谐”⑨。
    日耳曼征服者不仅维护罗马封建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权，而且还保留了他们对隶农的支配权。例如西哥特王国把罗马帝国的隶农法收入自己的法典。法典强调指出，大土地主有权剥夺隶农的财产；可以把隶农从一个庄园迁到另一个庄园；要把出走的隶农送回原地，让他们继续从事农耕⑩。同时，在国王和亲兵贵族们所支配的土地上，也保留了隶农制。
    日耳曼征服者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如果不如此，而是倒行逆施，重建奴隶制政权，那就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查士丁尼所导演的恢复奴隶制的历史闹剧以彻底失败而结束，就是最好的说明（11）。
    如果说罗马封建因素是西欧封建制建立的必然前提，那么，日耳曼人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他本民族的有利于封建制建立的因素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决定了西欧早期封建制的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