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居所的变化居住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有关。近代以来，很少受欧风美雨浸润的西北地区，人们的居所亦表现出传统的静闭特色。在城镇或平原地区的乡村大户中，民居多以平房、瓦房为主，且多为四合院式结构。每家独门独户，设有围墙和大门，与外界隔开。房屋建筑以土木为主，墙多以土坯或砖筑，顶覆以瓦，中间起脊，两边下迤者为正房，一边下迤者为厦房。在丘陵或山区农村，民居则多为窑洞，或用砖或用土坯或用石料叠砌成窑。在蒙藏游牧区，则少有定居，多为逐水草而迁移的蒙古包或帐篷、毡房。上述这种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平静、封闭、分散、亲土而又落后的农牧文明下的生活居住方式，却被火车的轰鸣、汽车的急驶以及纷沓而至的商行、银行、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所打破。新式的以钢筋、水泥为材料的建筑物在铁路所到之处渐渐竖起。在一些城市，逐渐出现了新居住区，其中多为官僚或资本家所居的新式洋房和豪宅。譬如1936年前后，在西安新城北门外的北新街附近，陆续盖起了“一德庄”、“四皓庄”、“五福庄”、“六谷庄”、“七贤庄”等新村，成为当时西安城内最阔绰的住宅区和街坊。这些住宅纷纷仿西式洋房建筑，尤其是室内大多具备了西式会客厅、卧室、卫生间、取暖设备、电话电灯等设施。有一些内迁工厂、企业也设立了工人居住区，其房屋大多类似于集体宿舍式的建筑，并附设有某些公共生活设施。
    居所的变化除了上述的民居之外，还有现代气息更浓的旅馆和招待所。西北地区在三、四十年代的特殊地位，使这里沿铁路、公路各城镇的旅馆业极为繁荣。我们从当时崛起的一批较为现代的招待所来了解旅居方式的变化。其中，属于上海商业银行的中国旅行社在西北设立的一批招待所最具典型性。全国抗战以前，中旅就随陇海铁路向西沿伸，相继在开封、郑州、潼关设立分支社及招待所。并先后在西京（今西安）、宝鸡、天水、汉中、兰州等设立招待所。其中西京招待所被称为当地三大建筑之一。“其布局设计，前面有花园颇宽敞，正中为三层楼房，两翼均为二层楼。斜向东南，外观格局颇幽雅庄严，实际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拥有客房46间，在两床房中随有浴室及卫生间，其余则具有公共卫生洗澡间。有餐厅，备有中西菜。附设理发室、洗衣房及代收电报。冬季有暖气设备。”[4]与旧式的客栈相比，这种新式旅馆不仅在规模和建筑上突破了小本经营和土木结构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内部设施上注重了卫生条件和现代附属设备。
    当然，无论是新式住宅还是现代意味的旅馆，都集中出现在城市，尤其是铁路所及和工商业发展之处，而在广大的乡村，一般民居窑洞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对窑洞的改造却已在有的地方见诸实施。传统的窑洞，仅可由前置窗通气纳光，而为了防寒，门窗多做得很低矮。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宜川县兴集镇，部属沿县川各村庄建房掘窑甚多，嫌其昏暗，扩开窗户，增强光线。入夜，倚坡重叠窑孔四层，各窗灯光齐放，远望之如西式楼房，时人皆比为上海四马路。不仅“邑人多仿行之”，该区专员余正东亦专门向各县发出通令：“宜川县政府并本区（第二战区）各县鉴：查挺胸抬头，为发扬民族之良好习惯；本区各县人民之居室，门户低矮，碰伤头脑，到处皆然，迫使一般人民出入门户，莫不鞠躬俯首，体魄志气均受影响。此种习俗，亟宜有所改正。今后建筑居室，门户之最低限度，不得低于六市尺。已有之低矮门户，应酌量限期提高，……尤应转知泥木匠工，随时注意为要。”[5]
    4.交通工具的变化近代意义上的交通，包括以新式交通工具为标志的水、陆、空交通，以及借助于新式交通工具而进行的信息传递。在西北地区，人们外出除了步行之外，主要是借助畜力。随着铁路、公路网等交通设施的修建，汽车、火车、摩托车、自行车逐渐进入西北地区人民的生活当中。这些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不但大大缩短了人们旅途的时间，而且使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促进了西北与外地的交往。譬如，1938年陕北绥德到榆林之间的公路修成后，原需步行8天的路程，此时乘汽车仅需1天。在其他省区，交通工具的更新也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自行车，作为一种相对低廉、轻便的交通工具，对于广大农村缺乏平坦公路的地方，比其他工具能够更快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在陕北，直到1936年绥德至吴堡修通公路后开通客运，很多人才第一次见到汽车；而早在1921年的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官道上的县城却已经有了从外地买来的自行车。1949年的西安，仅自行车行业工会的会员即达94家。至于像飞机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在西北地区亦非空中楼阁。因抗战的需要，三、四十年代先后在榆林等地兴建了若干军用机场；在欧亚航空公司开辟的5条不定期航线中，有4条就设在西北地区，即西安-天水-兰州线，安西-平凉-兰州线，兰州-凉州-肃州线，肃州-西安-哈密线。
    近代以来，新兴的信息传递除了借助于上述的新式交通工具外，还有专门的工具如电报和电话。不过，这些更为便捷的现代通讯手段--电报和电话，抗战军兴以前，西北地区鲜有备者。在西北开发中，环境电话所和电信局相继成立，电话开始在各县地方驻军及政府部门安装，同时，私人安装势头大大超过公家。据统计，三原县电信局自1933年开始办理长、市话业务，到1944年，市话发展至13门，其中属于私人花店和商号的就占10门，余则属于县政府、警察局和当地驻军；在不对外安装的环境电话中，竟有30%是为“捞外快”而破规安装的私户电话[6]。而在广大农村，1937年各区、乡政府也都陆续通了电话，很大程度上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