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熟、也一向较少变化的传统戏剧，在全国抗战中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东部人口的大量内迁和华中艺术界人士的纷沓而来，西北地区同西南一起成为文化界的“敦刻尔克”，各种戏种如河北梆子、豫剧、京剧、晋剧、评剧等与当地的秦腔一起交流对演，一时间西北戏剧界热闹非凡。在新疆迪化戏剧中心，天山剧团的秦腔和吉利班的河北梆子对台演出，“每当夜幕降临，剧院门外卖小吃的摊点星罗棋布，马灯汽灯齐明，非常繁华。”[15]除了演传统剧目之外，戏剧界也纷纷编排以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新剧目，从而不仅满足了群众文化娱乐的需求，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西北地区最著名的秦腔剧团--西安易俗社，在爱国戏剧家范紫东的主持下，创演了至今仍为范本的《三滴血》等传统剧目和《投笔从戎》、《民族魂》、《保卫祖国》、《还我河山》等新编历史剧。当剧团在各地演出时，所到之处民众奔走相告，争相观看。同时，许多戏剧团体还通过演出募集了大量现金，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战。
    其次，新的剧种--话剧也出现并活跃在抗战时期的西北。20年代以来，由于各省文化教育促进会的推动，西北各地也相继组建了一批话剧团，演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至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话剧迅速发展。譬如在青海，马步芳当权之际，组建了以歌舞、话剧、短剧、花儿小调为主的海心剧团、兴海剧团、儿童剧团，还邀请第八战区政治部所属的西北抗战剧团到青海作抗战宣传演出。在抗战时期，陕西的话剧演出更加活跃，尤以三原县最为兴盛。先后出台的话剧有民治小学话剧团的《一元钱》，省立三中双星剧团的《一片爱国心》、《屏风后》，职工学校的《有冤难伸》、《醒狮会》，三原民众教育馆抗日宣传队的《米》，北城西潭巷普育小学的《芦沟桥》、《夜光杯》、《天津的黑影》，三原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部和平话剧团的《雷雨》、《原野》、《日出》、《风雪夜归人》等。另有第二战区文化抗战协会民族实验剧团、西安狮吼儿童剧团、泾阳青年剧社等外地话剧团来到三原，除在县城演出外，又奔走各乡及邻县乡为当地群众演出。一些剧社不但剧目生动感人，还使用现代的演出设备。如泾阳青年剧社演出的大型话剧《万世师表》，反映的是抗战时期从沦陷区迁来的某大学教授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培育新人的事迹；由于演员具有较高职业水准，又配以电光布景，演出轰动全城，竟有“连演三天，座无虚席，站位也相当拥挤”之情形。
    再次，电影这一新式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开始在西北地区出现并得到发展。如果说电影早于1905年已在东部沿海的上海等地出现并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那么它传到偏僻的西北地区则迟至30年代初。在青海，1930年购入第一部电影放映机后又加入2部，以电影宣传队形式在各县巡回放映；1943年，西宁湟光电影院正式开始对外营业，并拥有电影机27部。在新疆，由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新疆民众较早就看到一些苏联影片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带枪的人》，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教育。及至边远落后之牧区部落，亦可见电影巡回施教队的踪迹[3]。重要的是，电影同其他现代传媒（广播、电讯、报刊、话剧）在西北地区的出现，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化，加深了西北人民对外界的认识，也推动着西北人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型。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电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姑且不论放映影片的政治性如何，观众的兴趣点也不在这个地方，影片中最能让人迅速认同并接受的是剧中人的‘摩登’生活方式，然后才会启发某种程度的理性思考，逐步地引导自身生活方式的转变。”
    四、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特点
    1.外来因素是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主要原因
    西北地区三、四十年代社会生活变迁最重要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即为民族危机与政府的有计划开发建设所推动。这种由政府充当计划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变迁的时效性和权威性，但也导致了变迁过分依赖于外部推动力。
    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东南部较发达地区新科技和新观念的渗入在政府政策引导和建设大后方抗战基地的双重推动下使西北地区受益匪浅。特别是大批文化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带来的新生活观念也发挥了示范、影响作用，直接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在西北地区的演变。
    然而，这些推动力量却随着抗战的胜利进程、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下降而不断减弱。随后，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步伐大大减缓了。事实表明，在缺乏成熟的自生变量的西北地区，外来科技和观念的渗入，只能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起到暂时的作用，而要使作用持久，就有赖于政府长期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有赖于政府引导、推动变迁者自觉参与，使外生变量真正转换成为西北地区自身的内生变量。
    2.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具有战时特征在抗击日本侵略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由于政府将开发的主要战略目标定为巩固国防，使开发建设中较多地体现了战时特征，而忽视了变迁主体这一内在动力的培养和发展。在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中，推动生活观念变迁的直接因素之一就是近代工业的发展。近代工矿企业的相继建立，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冲破了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对人们的束缚。新式工矿企业以其给老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并能切身体验的直接的有形特征，推动了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反过来，新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指导和促进生活行为和生活关系的演化。从这一点讲，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的工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是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大量近代工业的内迁，它呈现出战时经济和嵌入型经济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