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娱乐生活的变迁
    1.文化教育的变化民国建立后，从总体上看，西北地区现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仍相当滞后，私塾依旧是启蒙教育的主要场所，以机械诵背为主要教学方法，以经文诗书为课程内容。即使是中学教育，也基本只能保持几所公立或私立的中学，不仅生源缺乏，而且大多仅设初中班；而初中毕业生则大都升学无门，除少数富豪家的子弟可以远赴京津升入高中，多数贫寒者只能向隅兴叹。就职业教育而言，职业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有名无实，需求较低。“读者多因考不上官立中学，才在职业学校就学，而毕业后，无就业机会，只好学非所用，自谋生路”[13]。在宁、青、新等少数民族地区，新式学校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加之经堂教育的宗教性质和民族心理的封闭，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接受新式教育的愿望与机会都相当低。
    在全国抗战和西北开发中，由于政府教育政策的推动和大量流亡知识分子的到来，特别是经济建设对于劳动力文化素质的要求，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类公办、私办的新式学校纷纷备建，集幼儿、小学、中学、职业师范、成人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于一体的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亦成倍增长。在三原，高级、初级小学从1928年的80所，学生千余人，到1942年增至156所，学生万余人。[9]成人教育多以民众教育馆为机构，多有民众图书馆、民众览报处，“日游览人数约百名左右”；各城乡还举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平民教育。
    当然，教育的发展是与西北的开发建设同步并相互促进的。一些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旅行社、银行、企业等，都具有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往往资金、设备较为优良，员工的待遇较好。特别是中旅在西北的分支社，练习生工资为24元，助员为40元，办事员为70元，并以10-20元为一个级别晋级，加之食宿全供，还有假期，在当时确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中南火柴厂对职工的福利待遇，更是“照顾备至”[6]。然而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其员工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如中旅，招考服务员必须为初中毕业，而且文化程度和技术能力也是晋级加薪的基本条件。这无疑代表了一种职业对劳动者要求的趋势。而民众的反应则是对于文化教育作为“养成生活能力”的不断认识和重视。在富豪之家，子女多半有条件远赴省城或外省名校就读，以至留洋。一般家境稍好的家庭多半也愿意送子女接受教育。而考取中学、师范也就成就了学生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因此，“每到临考前到处奔走托人，给校方重要人员写说情的信多达几百封，……，为着保险，可同时报考几个学校。考不上官立学校，还可进‘来者不拒’的私立中学。虽然收费多一些，还不至于失学。”[13]
    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经堂教育以培养宗教人才为宗旨，以注重宗教教义的传承为特征。战时新式学校教育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更推动了传统经堂教育的改造。如在甘宁青，诸马氏集团中各军阀的子弟大多接受着新式教育。马步青本人虽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却极力赞赏新式学校教育，不但送爱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还为爱子专门创建了著名的西宁昆仑中学。此外还以公以私创办了一批中、小学和职业学校。这些新式的学校教育不仅设置了文化科学知识、民族语言课程，也设有宗教课程，但宗教课程不超过总课时的15%。培养的是一批具有较全面的现代文化知识和新的思想观念的青年穆斯林精英。
    不仅如此，新式学校教育还推动着社会各阶层的趋从，寺院的一些旧阿訇也进入师范类的学校或“阿訇讲习所”接受知识结构的改造，被面纱隔在男子背后的穆斯林女子也迈入女子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一些较发展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即使在一些边远的游牧区，新式学校教育亦被人们逐渐纳入文化生活之中。如在甘青藏民游牧区的夏河县，拉卜楞寺院原来是当地最大的寺院，也是惟一的教育机构，此时，也受到西北开发的影响而进行改革，在寺中设立喇嘛职业学校，聘请内地人士教剌嘛学习畜产制造。此外，夏河县还设立国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并应藏民需求，设有卫生、畜牧二科；当地筹建的康萨小学的小学生们已然能诵写汉字，并流利背诵总理遗嘱，唱《义勇军进行曲》，教育成果卓然[3]。
    2.休闲娱乐的变化在西北地区，传统的文化娱乐形式主要有：戏剧、民歌、皮影戏、木偶戏、社火、杂耍、身歌、腰鼓、快板、灯谜等。少数民族地区各有特色，如维、回等族喜声乐、歌舞，举凡婚嫁喜庆节日多聚众载歌载舞；藏、蒙等族则偏重摔跤、赛马（马术）之类。娱乐的场所除戏剧尚有一些专门的戏楼外，大多并无固定场所，或村间场地，或山峁，或庭院，或草地、空旷之处都可以利用，时间上也常常是借助节日、庙会、农闲、婚丧期间偶聚而乐之。
    由于全民族抗战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西北地区的封闭和“宁静”被打破，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精神风貌向积极进取、竞争开放的方向转化，传统的娱乐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首先，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内容上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变动。其中以较为活泼自由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变化最为显著。如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民众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陕甘宁边区提倡婚姻自由的过程中，陕北年轻女子也在婚姻自由的氛围中大胆地唱出了她们对八路军战士的爱慕：“吃莱要吃白菜心，寻汉要寻一个八路军。[14]而《哥哥参军k4p101.jpg当啷啷啷哟》、《劳军歌》等民歌更是反映了抗日拥军的情景。